第一页,大标题是:创造新生。正文:谋生怎么会取代了真正的生活?如果我们纠缠于围绕着这个问题的那一大堆理不清的争论,就永远也找不到答案。我们需要更好的托儿选择,难道就是为了让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大人都受雇于正式的经济体制中吗?抑或我们该认可政治保守党人的呼吁,回归“传统”的家庭吗?这是场没有实质的辩论,它注定要翻来覆去地进行下去,因为它避免了一些前提定义。假如就业这个概念(和现实)本身并非某种天生的好处,而是我们别无选择的某种东西,那又该怎么办呢?倘若拥有一份工作的反面不是失业,而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呢?假如“传统的”家庭形式不是丈夫上班、妻子在家看肥皂剧呢?如果我告诉你说我不想让妇女呆在家里,我想欢迎每个人回到家中呢?在工业革命前或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前我们都是呆在家里的。大卫和伊丽莎白·温德莉就从为谋生而工作的世界--乘车上班的郊区居民开始,他们寻求工作目的的某种定义--寻觅了一圈,结果却成为信奉简朴生活的人。谈到创造生活时,他们有这个想法:家就是我们生产力的基础:“一切都在家里做,从衣服、麦片到面条。”创造新生也是为自由而斗争。在第二届勒德大会开幕的几次会上,数百名代表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停滞不前、徒劳的辩论浪潮后,我们的社会怎样才能开始再次变革呢?信奉简朴生活的农夫和自然派作家大卫·克莱恩向我们讲述了对善良、互助和社区的本质需求,以便把我们从“就业”的囚禁中解脱出来。性情乖戾倔强的农夫金·罗格斯顿透漏了20世纪末游击战的真谛:“在当前的经济专制下,你阻挡不了垄断的鸡蛋工厂。但是你可以开始自己养鸡下蛋。”参加第二届勒德大会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代表。请假想一下你坐在有120 年历史的斯梯尔沃特教友会场里的长凳上,周围聚集着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向大会倾吐心声。
第五页,小标题是:在金钱专制社会中寻求个人自由。正文:这是很清楚的。翱翔在空中的海鸥把蛤蜊投在岩石上砸开,这就是运用技术。北方黄鹂的巢穴就是技术的一个精美例子。就人类而言,我很感激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卫生纸。
我讨厌汽车,假如我不必要再开一辆汽车,我并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但如果不存在汽车,我就来不了这里参加第二届勒德大会了。当然,如果汽车不存在的话,我怀疑还有什么理由召开这个会议了。坦白地说,我解决不了技术给我造成的精神两难选择问题。我只知道美德就是一切事情都讲究中庸之道,而在技术中却再也没有中庸了。在体育中我们同意对技术加以限制。我们规定棒球棒该怎么制造,它的重量该是多少。在某些情况中,我们甚至规定“过网”就是“出界”了。我们认识到在比赛中应该限制技术,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限制它,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规定了每小时65英里的限速,但又生产每小时行驶100英里的汽车。这样做有道理吗?我们对技术从不满足。最初的电脑像房子那么大。现在我们却有小得像老鼠的电脑。技术专家们吹嘘说能把越来越多的信息放在越来越小的芯片上,同时又吹嘘说能把越来越多的马力放进越来越大的拖拉机里。我们还要把多少信息放进电脑里才能满足?我们飞到欧洲去还要加快多少速度才会满足?直到我们动身之前就到达了才行吗?一辆拖拉机还会变得更大多少呢?我一直在想,喏,我们现在真的达到极限了。假如我们试图再走一步,就肯定会摔个技术的大马趴,或者从技术的悬崖上坠落下去,摔得粉碎。我认识一个农场主,他不停地买耕地,最后用最大的拖拉机都耕不了那么多地了。他就把地租给其他农场主。但他已经富得流油了。他为什么老是要多占土地呢?是技术的过错呢还是古来就有的人心不知足呢?我对这件事想了很多,但想不出一个能叫我完全满意的答案。无止境的技术给了权力欲一个无限制膨胀的机会。技术能力没有止境时专制政权就会猖獗。你能想象今天即使还有舍伍德森林,罗宾汉还能在里面藏身吗?但是,今天使我们有沦为奴隶的危险的独裁政权要比政治或军事专制更阴险毒辣。我们掉进了经济专制的蜘蛛网中。政治独裁者不难认出。但公司独裁者却不易辨认。财神在广告、教育和电视剧中利用信息技术那无边法力,把自己装扮成纵容溺爱的朋友,想让我们相信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幸福所需。一切好东西都可出售。金钱一直是极有力的诱惑,但是有人会怀疑金钱在如今比从前更有力地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吗?我的曾祖父拿着柄斧头、牵着头牛去了今天我住的那片土地,过上了他想过但在德国却过不上的生活。今天有谁能这么做呢?今天要拒绝听一个新推销员的推销,拒绝加人激烈的竞争,在自己想住的地方按自己的心意过活,虽房屋简陋、收入菲薄却甘之如饴,这一切都十分不易。光是保险、纳税和物价飞涨就使人难以过简朴的生活了。对金钱的追求驱使蓝领和白领工人都为他人长时间工作,以至没有闲暇和机会跳出金钱怪圈在家过一点自己的生活。因此,工作成了上帝,成了一切,而我们因为需要买本来可以自己生产的东西而被捆绑在工作上。我们被链条锁在工作上,就像划船的奴隶被锁在桨上一样。工作之外,别无生活,除了转眼即逝的度假和过眼云烟般的奢侈品,我们把积蓄花在这些东西上面,本来积蓄是可以最终给我们买一点自由的。我说的倒不是要拒斥电脑、汽车、飞机、拖拉机和基因工程。我说的是父母亲们被迫把很小的孩子放在托儿所里,他们并不是因为需要为现金而工作,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才能支付足够的医疗保险。我说的是被迫为一个这样的教育系统出钱,这个系统把儿童们当做机器人,好给他们编上程序,让他们成为花钱的人,好给政治独裁者交纳苛捐杂税,又把剩下的钱花在公司的独裁者身上,好让他们一直富裕下去。我说的是像在俄亥俄州一样,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就在我们的农场边,正盖着世界上最大的蛋场。它不仅威胁着小农场的经济,而且污染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气、水和空间。我们那儿根本不缺鸡蛋,根本不需要这个蛋场。之所以要盖这个蛋场,仅仅是因为在技术上来说,一家企业就可以生产整个俄亥俄州所需要的蛋。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经济侵略行为,要把这个州的鸡蛋市场逼上绝路。我说的是一天早晨醒来,发现新的、不必要存在的高速公路就从你的农场中间穿过。我们县的一个农场主知道这个消息后,24小时之内就心脏病发作而死。权力欲就像穷人一样总是会存在的。我看不到解决办法。不管你研究一下历史上哪个时期,多数时候贪婪总是获胜。但是善良总是忍受战争、收拾残局,接下来又去忍受下一场贪婪之战。由于我那宿命论的态度,我看不到阻止权力那艘由技术阴谋支持的无畏战舰的方法,除非它自我膨胀而沉没。我选择用个人行动,而不是靠哲学玄思或政治运动来对付这种局势。我不躲避技术。我用低水准的技术来与那些企图运用高水准技术控制我的人斗争。如果信息高速公路是未来的潮流,那么我就要建造乡村信息公路,行路人要慢慢走这条路才能更快地走到真理之乡。如果经济独裁者要利用技术来获得食品业中的独裁,而且他们确实正在企图这么干,那么我就要用技术来表明,一个庭院种植者的社会怎样能开创新的家庭经济,最终推翻独裁者。在当前的经济独裁体制下,你阻挡不了垄断的蛋场营业。但是你可以开始自己养鸡下蛋。倘若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给自足,那么食品垄断公司的权力就会被打破。我就是这么写书的。一本接一本地写。我写我们中许多人正在干的事情,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立足于家庭之上的社会,它有稳定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贪婪经济。我相信,美国只要有25%的人转向这种生活,转向为了提高个人地位、把市场非集权化而谨慎地利用技术,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变成一个更民主从而更健康的社会。我的目标就是自己过这种生活,因为这是一种可爱的生活方式;还要告诉那些跟我有同样欲望的人,但他们也许从未睁开眼睛看到这些可能性。现在就是开始的最好时机。公司裁员正加快这一发展。工厂化生产的食品质量低劣,正迫使人们这样生活。外出娱乐的开销很高,令人不堪其苦,所以正好鼓励人们转向这种生活。人们问我,他们该怎么办?我对他们都这么说,出钱买一小块土地吧。一亩地就够了,五亩地更好,二十亩就更棒了。抢在垄断公司之前买点地吧。如果你爱这块地,在这块地上生活并照料它,那么你就会有美妙的体验。(金·罗格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