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二十八期］《马克思靠谱》第七章 痛并快乐着！
不枯燥，不戏说。
马克思第一次以流行文化的方式，与新生代深情相遇。
本书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彩色的、依然“活”着的马克思。
在书里，年轻的马克思叛逆过,喝酒决斗、给白富美贵的燕妮写过情诗,思考让他的叛逆闪闪发光，为人类幸福的理想让他把高调唱成高尚( 第一章);马克思获得哲学“武林秘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超越“师父”黑格尔(第二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关于友情的一切传说(第三章);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与成熟(第四章);史上最神秘莫测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讨厌(第五章);马克思如何名副其实地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第六章);马克思的无尽苦难赤子情怀与豁达胸襟令人热泪盈眶(第七章);马克思这位资深“大夫”为资本主义开具的经典“诊断书”和“病危通知书”(第八章);晚年马克思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第九章)在书里,针对诋毁马克思的种种谣言,我们用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在书里,别具匠心地设计了“马上学习”板块,意为在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深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在书里,很多成长的烦恼也能从马克思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内蒙轩◎主编
第七章 痛并快乐着！
流亡伦敦掀开了马克思一家苦难生活的序幕，穷困、病痛、天折、监视、谣言充斥着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什么样的穷困生活，让“当铺”成为马克思孩们童年的深刻记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恩格斯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成为透过阴霾照到这个家庭上的一缕温暖阳光。从书房奔赴战场，马克思怎样把《新莱茵报》编辑部打造成一座货真价实的战斗堡垒?一袭睡衣、一根雪苏、一把手枪，马克思的战斗力强大到你不敢想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一、马克思之痛
1.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1845年12月，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的国籍。从那一刻开始，马克思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没有国籍的生活，直到去世。
因为当时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而马克思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要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必然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惧怕他、诅咒他、驱逐他。马克思不得不携家带口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马克思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终生漂泊在异国他乡。各国政府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马克思，相继把他驱逐出自己的国土。
“我是世界公民。”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革命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的流亡生涯，开始于1843年。自从他被迫卸任《莱茵报》主编以来，马克思就带着一家老小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人生旅途:长达四十年的流亡之路。四十年的辛苦劳碌。四十年的贫困和付出。普鲁士政府法国政府、比利时政府以及普鲁士科隆当局的驱逐令，和马克思如影随形，他们一家所租住房屋的房东们也充当政府的帮凶，伙同警察强行将马克思家的行李家具扔到大街上，强迫他们搬离。
在马克思一家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当地警察先是带走了马克思，随后以身份证问题为由，把燕妮也抓进监狱，而且还把她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马克思一家在这其中受到的委屈，想来就令人感慨不已。最后，马克思拖家带口，流亡到伦敦，总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并在伦敦一直待到了生命结束。
频繁的搬家，让马克思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困难，每一次被驱逐，都让预交的房租化为泡影，而且还不得不去当铺典当更多的东西，来预支新的房租。很多次，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妻子的首饰又进了当铺，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筹到钱来租新的住处”。
2.七个孩子天折四个
干革命，办报纸，最后倾家荡产，家里的孩子们也跟着遭罪。光吃苦受穷还不要紧，可怜的是有几个幼小的孩子经受不住这种苦日子的煎熬，几年之内，就接连夭折了。
在伦敦的头几年，马克思的孩子都相继出生了。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已经很困难的家庭更喘不上气了。
关于那个时候的穷困，燕妮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
马克思在很多种情况下是出不了门的，因为他没有像样的裤子。马克思家的小孩最熟悉的地方不是游乐场而是当铺。但是孩子们并不知道当铺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只把去当铺的过程当作是唯一的户外活动。可爱的孩子们还给当铺起了一个名字叫pop-house(流行小屋)。在英国的当铺门前会有挂小球的习惯。就像是中国当铺的门口要挂“富”字牌子一样。在孩子的眼中门前带小球的地方也许就等于游乐场。
也许马克思的孩子们只是想这样简简单单地活在自己的小快乐当中就好。再困难的生活孩子们也总是能自得其乐的。但是悲惨的境遇并没有放过这已经濒临绝望的一家。
1850年，刚满一周岁的亨利希·吉多夭折了。儿子的离开让燕妮悲痛欲绝，她写道:“我是多么伤心，失掉的孩子让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痛。那是我真没有想过后来我还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
四个月以后，马克思家中诞生了一个小女儿小弗兰西斯卡，女儿的出生给几近绝望的母亲带来了些许安慰，她又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地照料孩子。然而没过多久，又一次巨大的打击落在了马克思一家人身上。刚满一岁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夭折了。
孩子死时，正是马克思家境最困难的时候那种境况是我们当下的每一位都无法想象的。家中连为孩子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是燕妮向以前的熟人乞讨得来的。可怜的孩子是在去世后在家里躺了两三天才下葬的。
燕妮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写道:“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我迷惘地跑到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乞求他接济我们。他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我才把我可怜孩子的小棺材钱付清了。我的小女儿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安息的一席之地。”
艰苦的生活环境、低劣的饮食、繁杂的家务，尤其是一连串不幸事故的打击让燕妮的身体极其虚弱。这期间，燕妮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是这个孩子并不是为这个家庭带来欢乐的，刚刚出生就死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马克思和燕妮最可爱的儿子、马克思的希望——埃德加尔也离开了他们。在小弗兰西斯卡夭折后不久，埃德加尔也突然患病。后来的病情时好时坏，拖了将近三年，病情突然加重。父母的一切照顾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在1855年4月6日写信通知恩格斯说:“可怜的穆希(埃德加尔)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马克思一生中经历了无数苦难，然而对他而言，所有的苦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就是埃德加尔的死。他在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这样的经历对于任何一对父母都是刻骨铭心的。燕妮后来在信中表达过这样的心情:“我在这个昏暗的异地他乡埋下了我的四个孩子，我的悲痛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平息。这种伤痛是无法治愈的，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不会消失，我的心也不会停止流血。"
3.马克思穷成啥样?
马克思一家真正拮据的生活，得从他1849年流亡伦敦开始算起。和伦敦的困难生活相比，之前的困难那都不算什么。
他们一家刚到伦敦的时候，因为马克思没有固定的经济收人，只能找些便宜的小房子住，而且越搬越小。
1850年的春天，他们一家人搬进了狭小巷子里的一个住所。那里总共就三间房，厨房一间，有一间大屋作为全家人的起居室和马克思的工作室。后面的小屋是卧室。马克思、燕妮、女仆琳蘅，还有四个孩子，一家七口就挤在这个小房子里。起初连床都没有，有的人只能睡在地板上。人员拥挤，小孩又多，卫生环境极其恶劣。当时的马克思真的是穷困到了极点。马克思原来还打算靠发行报纸赚点钱，但这个希望也因为该报的查封而成为泡影。马克思一家债台高筑，欠房东的租金，欠店铺老板的肉钱、油钱、面包钱，有时还欠医生的诊疗费。
对于当时的状况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到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那个阶段马克思的身体状态也是非常糟糕的。
肺结核和肝病是马克思的家族遗传病，他后来得过痈这种病，就是身上长的一种恶性的脓疮。由于背部长痈的原因他一坐下来就会引起肌肉拉伸，会非常疼，需要经常保持站立姿势。马克思晚年还患上了化脓性的汗腺炎和胸膜硬化。胸膜硬化让马克思经常咳嗽不止，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咳嗽到了他一咳嗽感觉胸腔要炸开的程度。
这些疾病让马克思痛苦不已，在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即便是他最为痛恨的敌人，也不会希望人家落到如他一般的痛苦境地。
生活中的困难和疾病的折磨让这个家庭一次次走到绝境，绝境中恩格斯成了这一家人最大的支撑。他看到马克思的全家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他知道如果不经常给予马克思以资助，马克思将无法完成他的梦想。就这样，恩格斯决定以他全部力量帮助马克思全家，扮演起了一个马克思追梦道路上的清道夫。在二十年间，恩格斯一直在父亲所经营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
我们前面提到过恩格斯的父亲从小就给自己的儿子谋划了一条成长之路——子承父业，但是恩格斯始终不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甚至把这样的工作称作“鬼商业”。
后来他的改变不为别的，就是想每个月能有较多的收人，可以帮助自己的兄弟马克思。也只有这样最直接的帮助才能让马克思一家免于挨饿，才能使他的朋友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伟大梦想。
马克思如若活在当下，那一定是个超级有钱人。且不说版税拿到手软，就随便状告几个出版社歪曲篡改侵犯版权或者状告几个作者出版的书籍侵犯了他的名誉，估计精神损失费就能让他老人家赚得钵满盆盈。
可想象终归是想象，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基本是穷死的，孩子生七个夭折四个，病了没钱看医生，死了没钱买棺材，一辈子穷酸落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聊世界历史，聊工人运动，谈德国哲学，谈人生理想，最后必然要笔锋一转:“啊，亲爱的恩格斯，我最近预购xx，请速寄xx英镑。”
关于恩格斯经济援助马克思这一点，现在总是有人挑闲话，说马克思没什么本事，连养家糊口都解决不了。但是很多人不清楚，马克思的一生不是没有过奔小康的机会，只是他把机会拱手献给了工人阶级解放事业。
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马克思与恩格斯并肩作战，创办《新莱茵报》，准备用笔杆子消灭敌人。谁知不久，报纸陷人财政危机，马克思立刻慷慨解囊，把自己最近的7000塔勒收入全部用来支持办报。
7000塔勒是什么概念?当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薪水是一年500塔勒，7000塔勒相当于十四年的工资了。
那这7000塔勒怎么来的?遗产继承与亲友馈赠。那个时候，马克思从母亲那里，燕妮从他舅舅那里分别得到一笔遗产，再加上二人有不少土豪亲戚，比方说，大名鼎鼎的飞利浦公司，就是马克思的姨妈姨夫创办的。所以夫妻二人偶尔走亲串友，打个秋风，总会收到一些意外惊喜。只是当革命工作需要时，马克思会把自己的所得全部用来无偿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然后自己继续过那种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的清贫日子。
4.被诋毁之痛
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耗尽了生命，疏散了家财，同时也牺牲了家庭生活的安宁。如果说这种痛是马克思为了人类解放的事业而做出的自我选择，那么，还有一种痛是马克思的公敌们所热衷、马克思不得不面对的。诽谤和谣言不仅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形影相随，即便在他逝世之后仍旧挥散不去。有些谣言罔顾事实，以玷污马克思的人格为能事，在当前的互联网领域大肆传播。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光辉形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思在大学时加人了撒旦教、马克思在“野鸡大学”拿的博士学位，以及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
【马克思在大学时“新的神”是黑格尔，不是魔鬼撒旦】
美国一名基督教牧师理查德·沃姆布兰德曾经写过大量的书，比如《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吗?》(Was Karl Marx Satanist?)，来论证马克思在大学时加入过撒旦教。中文网络界根据这些书，虚构出一篇所谓的《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也大肆鼓吹这一点。
但其实，除了漫无边际的联想之外，这些人唯一能凭借的“证据”，只不过是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给父亲的一封信。根据《马克思的成魔之路》记述，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进驻进来。”作者由此一口咬定，这里所谓的“新的灵”就是指的魔鬼撒旦。中文读者如果不明就里的话，确实容易被这种邪乎的说法忽悠了。
但这不过是一种翻译的障眼法而已。同样的一封信，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可以找到，但翻译过来的味道却截然不同:“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很明显，所谓马克思转而信仰魔鬼撒旦，只不过是他青年时期的思想转折而已，而且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如果非要说这里的“新的神”是有所指的话，那就是指的黑格尔思想。
但凡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大学时期有一个思想转折，从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转变为黑格尔的追随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给他的父亲写了信，详细介绍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通观信件的上下文，完全可以明白马克思说的“新的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在这里，“新的神”指的就是黑格尔。
而且，马克思大学时期是个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他这个学术派别的小伙伴们个顶个的都是激进无神论者。难以想象马克思要是一个撒旦教徒的话，还能在这个派别有立足之地，甚至最后成为这个派别的领袖人物。因此，所谓马克思加人撒旦教的说法，只能蒙骗那些根本不读马克思，同时莫名其妙仇恨马克思的人。
【耶拿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不是“野鸡大学”】
有的人在读了一点马克思的传记之后，发现马克思是在的林大学读的书，但是博士学位却是耶拿大学授予的。这些人预时欢呼雀跃，以为终于抓住了马克思的把柄，不经大脑思考就下论断:看，马克思不好好学习，在柏林大学拿不到牌士学位，只能到耶拿大学这种“野鸡大学”去拿学位。
首先应该指出这些人的无知，不要觉得一个你没听说过的大学，就是“野鸡大学”。这里只需要提到一个牛人的评价就够了，歌德曾经称赞耶拿大学是德国“知识和科学的集散地”。至于耶拿大学的光辉历史和如今在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百度一下就很容易弄清楚，这里无需赘言。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耶拿大学校长的回答应该是足够权威了。2009年，耶拿大学校长克劳斯·迪克教授在访华的时候，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做过说明。
首先，这种异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做法，在19世纪的普鲁士相当普遍，而且政府也认可这种做法。
其次，马克思所属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大学处于被排挤的处境。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就因为受到柏林大学学阀的排挤，不得不离开柏林大学，到波恩大学去任职，最后连波恩大学的教职也没保住。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核心观点，恰恰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概念，而且通篇有着强烈的无神论倾向。鲍威尔曾经提醒马克思，说这篇博士论文“火气太旺”，有可能在博士答辩的时候碰到麻烦。而马克思又不愿意修改自己的观点，所以最后选择去耶拿大学进行博士答辩。
最后，马克思博士论文主题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理论，而耶拿大学有一位研究伊壁鸠鲁的学术权威，这也是促使马克思把博士论文放到耶拿大学进行答辩的一个因素。
【恶劣的谣言:“马克思有个私生子”】
“马克思有个私生子”的谣言也被一些喜欢读野史、自以为是的人散播。散布这个谣言的代表人物是西方学术界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戴维·麦克莱伦。
但是，一个观点的可信度，与这个观点提出者的名气，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观点的证据有必然联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马克思有个私生子”这个观点，主要有两大证据，一是恩格斯的女秘书路易莎写于189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信里宣称，恩格斯临终之前透露说，马克思和女仆琳蘅有个名叫弗雷迪的私生子。二是在私生子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马克思和燕妮有些抱怨谣言的信件，而这些谣言被认为和私生子有关。
我们可以通过大量文献和调查证明:“马克思有个私生子”是恶劣的谣言。
“私生子”谣言的所谓“证据”之一。
——路易莎的信
路易莎空口无凭，她要想取信于人，必须得提供相关的物证和人证。根据路易莎的说法，马、恩在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曾经通信谈论过私生子问题，而且她也见到过那封信，这就是最可靠的物证。
路易莎于1890年到恩格斯家当秘书，她看到信的时间应该在1890年以后，屈指算起来，恩格斯把那封信保留了四十年之久，想必是为私生子的身世保存一份证据。
正当路易莎故事的读者们，望眼欲穿希望路易莎能拿出马、恩的通信平服人心的时候，路易莎轻飘飘一句话“信已经被将军销毁了”，将正要迎来高潮的故事匆匆煞尾。那马、恩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通信呢?实在不好说。
既然没有物证，有人证也可以。根据路易莎的说法，知道马克思和弗雷迪之间父子关系的人，还有爱琳娜、穆尔、弗赖贝格尔、列斯纳和普芬德等五个人，这五个人也可以做可靠的人证。
但是，普芬德1876年去世的时候，路易莎(1860-1950)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很难想象路易莎是怎么知道普芬德也是知道此事的。而爱琳娜1898年初就自杀身亡，路易莎同年9月2日写信揭露此事的时候，爱琳娜已经去世大半年了，可谓死无对证。其他如穆尔、弗赖贝格尔和列斯纳，也都没有相关进一步的证言。这下连人证也没有了。此外，在路易莎讲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恩格斯关系很密切的人被忽略了，这个人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和恩格斯来往非常密切。他在听到路易莎讲的故事之后，直截了当地说路易莎在胡说八道。路易莎的前夫考茨基对于前妻这个说法，也评价了一句“异想天开”。
很明显，路易莎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所谓马克思有个私生子的说法只是她一面之词，有学者就说这是个“高度幻想的产物”。
“私生子”谣言的所谓“证据”之二
——马克思和燕妮抱怨谣言的信件
在弗雷迪出生的1851年前后，马克思和燕妮确实说过他们正在被一些谣言攻击，但是没有一丁点的迹象说明，他们两个人是在谈论私生子问题。那就有专家，比如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相关书信经过审查，所有和私生子相关的信件都被删除了，因此马、恩的通信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空白。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仔细去翻阅马克思的年谱，就会知道这段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两个在一起的人需要写信吗？用用脑子好不好？
退一步说，就算马、恩关于私生子的通信被审查了，当时各国政府还派了很多间谍监视马克思的生活起居，这些监视报告大都结集出版，在这些堆积如山的报告中，也无法找到马克思和女仆偷情产子的线索。此外，马克思后人还有大量的家书也已经结集出版，在这些文献中，也找不到雷迪生父之谜的线索。所以，第二个证据，以及所谓的书信审查都纯属无稽之谈。
二、此之谓大丈夫
1.贫贱不能移
确实，马克思有发财的机会，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清贫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其实还有很多升官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同样被他随手扔到了垃圾堆里。
马克思并非没有才华，政府当局也并非没有给马克思伸出过橄榄枝。实际上，早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就很欣赏马克思的才华。
在马克思辞去《莱茵报》主编职务，回老家结婚的时候，普鲁士政府的特使就跑到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宴中，威逼利诱想“招安”马克思，把他拉回到体制内。但被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867年，当马克思一家人在伦敦挨苦受穷的时候，普鲁士政府感到机会来了，俾斯麦首相派人接近马克思，希望劝说马克思能用自己的才华为德国人民“谋福利”。但是，马克思又毫不犹豫地打发了那个前来招安的人。因为马克思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因为选择不向反动势力低头，马克思及其家人不得不承受颠沛流离的生活;拒绝被优厚的物质利益所引诱，他们也就不得不忍受饥寒交迫的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升官发财是他们一辈子的梦想，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升官发财”是首先被排除在他的人生履历中的两项。即便是他在后来的穷困的日子里，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
2.威武不能屈
作为一个大丈夫，马克思还有“威武不能屈”的一面。
从老马的生命轨迹中，我们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用笔进行战斗成了他得心应手的事情。有这样的几个身份在他的身上同时存在:一位不辍学习的学者，一位坚持斗争的战士，一位不畏强权的勇士，一位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道路的智者。他所面对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纸上谈兵看到的这么不痛不痒。真正的斗争除了在他笔耕不辍中愈演愈烈外，越来越多与对手的直面对峙更是把一个人们眼中动动笔杆子的文人铸造成了一个坚韧的斗士。
1848年年初，几乎就在马克思把《共产党宣言》手稿寄往伦敦的同时，欧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欧洲爆发了大范围的革命，波及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即加人到这场战斗当中。老马揣着由法国政府给的有效期一年的护照，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
回到科隆，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两件事情:筹办一家日报和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为了强调这张报纸和马克思几年前主编过的《莱茵报》的联系，他们决定报纸的名字就叫《新莱茵报》。
为了把欧洲和德国革命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真相和最重要的消息迅速报道出去,《新莱茵报》常常在一天中出两次报，材料多时就出增刊，有重大消息时就立即出版号外。《新莱茵报》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要知道每一篇报道都直戳当局的脊梁骨，这哥儿俩也算是蛮拼的。
当时的局势那是非常紧张的。编辑部的作者们每天上班都跟上战场一样样，不光备着笔，还得配着枪，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得提起枪来干。当时编辑部里面有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马克思也佩戴了手枪。
有一个故事说，有两个普鲁士的军官跑到马克思家里来，威胁马克思。事情的起因是《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支军队通过走私军火发财。这支部队的两个军官认为这是诽谤，就跑来威胁马克思，让马克思把那篇文章作者的信息说出来。这两个军官说，他们部队的士兵都很愤怒，他俩现在还能暂时拦住那些愤怒的士兵，如果马克思不答应他俩的条件，他们恐怕就拦不住那些愤怒的士兵了，谁也不清楚愤怒的士兵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马克思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自己据理力争，首先声明文章不是他写的;其次报纸有权利发表这篇文章并保护作者，如有异议，双方可以走法律程序等。后来，那两位军官见达不到目的也就走了。
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关于这件事情，恩格斯说得更加详细，也更加生动。当时马克思见来了两个找茬儿的人，他是什么打扮呢?马克思当时穿了件睡衣出来，嘴里叼个雪茄，睡衣的口袋里露出了一支没有装子弹的手枪的枪柄。那两个军官威胁他的时候，马克思就摸摸那个枪柄，其实那两个军官最后是被老马吓跑了。
一年以后，《新莱茵报》被查封了，和《莱茵报》一样、马克思用红色字体印刷了最后一期，以示抗议。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大。当时它大概拥有近六千个订户。
六千个订户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报纸最发达的英国，除《泰晤士报》外，订户最多的日报不会超过五千户。
这一年，三十一岁的马克思被祖国作为外国人再次驱逐出境。革命和办报让他荡尽了家财。但是这并没有让马克思气馁，在红字印刷的最后一期《新莱茵报》中刊载的费来里格拉特的诗就能说明一切。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别了，但不是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的精神，兄弟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将立即披甲返程。
3.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留下脚印了吗?
马克思自从搬到伦敦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大英博物馆，总结1848年革命并且继续搞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是早上九点去大英博物馆看书，等晚上七点钟博物馆关门了才回家。
有过在图书馆长期奋战经历的同学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选定固定的位置。
现在大英博物馆就展示着一个座位，说这是马克思一直坐的位置。很多中国人到了大英博物馆，都会习惯性地往座位底下看，看有没有马克思留下的脚印。这样也难怪，国内的很多教材和读物中都介绍说，马克思由于读书非常用功，而且看书看得兴奋的时候，会用脚来回搓地面，这样就在座位底下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今天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脚印说”最早来源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1949年，陶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这篇文章里，陶先生说他听说过一个故事，马克思在读书读得兴奋的时候，会来回搓脚，这样就把脚下的“水门汀”(水泥)给磨掉了一层，后来马克思死后脚印被填平了，但痕迹却依然可以看出来。博物馆的管理员也说确有此事。陶先生还专门到桌下去摸了摸，感觉到地面不那么光滑。
于是，就出现了脚印的说法。
后来，这个说法被国内的各种报刊、语文教材和辅导读物所引用，慢慢就演变成各种版本，有的说马克思在桌子下面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说得好像马克思会少林寺的功夫大力金刚脚一样。这种说法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据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英国的时候，也曾问起脚印的事情。
首先，博物馆管理员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陶先生去英国的时候，距马克思天天泡在博物馆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博物馆管理员虽然在博物馆工作，但这个说法也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亲见。
其次，陶先生说感觉地面并不光滑，可能是个错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百年了，博物馆的地板不可能一直不更换吧。而且，“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曾经对伦敦实行大轰炸，博物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因此，陶先生当时摸到的不光滑的地面是否就是脚搓出来的，还难以确定。
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在一个阅览室里，阅览桌总会有许多人坐在那里。即使不是马克思坐在那里，总有其他人坐在那里。脚踩的位置总是有人去摩擦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每一个桌子下面都应该有。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类似的现象。
这个说法大概是个误传。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二女婿，曾经在一篇回忆马克思的文章当中提到，马克思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在房间内来回走动，以至于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拉法格的这个说法是比较靠谱的。是不是拉法格的这个说法，后来几经误传，传成了在图书馆的桌子下留下了脚印?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其实，“脚印说”无非是要证明马克思的勤奋刻苦，这一点无须“脚印说”就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证明。何必纠结于是否在桌子下面有没有磨出脚印呢?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曾经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道出了这本书写作的艰辛，“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三、学习马克思能治玻璃心
1.跟谁学一定不会抑郁?
在如此困苦生活的逼迫下，马克思也偶尔产生过消极的情绪，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相信，您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渴望得到别人赞扬的人。但是世人把某些人看得一无是处的那种冷漠态度，即使不使人悲痛欲绝，至少也让人心灰意懒。”不过，就在同一封信的结尾，马克思似乎忘记了刚才的悲观，重新以昂扬的斗志和恩格斯讨论自己的著作和思想。
马克思在困顿中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永远保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克思留给大家的形象也不是孱弱的、羸瘦的、掉入故纸堆的学者，而是富有力量的、目光深邃的革命导师。
哲学家费希特曾经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一个人的哲学会深刻地影响他的精神气质。
假如你毕业之际，正赶上失恋三十三天，毕业论文没写出来，更可怕的是工作也没找到。你窘迫得马上就要抑郁了，这时你碰巧翻了一本马克思的书，马克思语重心长地告诉你:“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还告诉你，“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瞬时顿悟:你的社会关系被扭曲，被遮蔽了!于是你立刻变身为无产阶级美少年或美少女战士，代表月亮消灭抑郁!
当然，如果你悲催地翻了一本叔本华的书，那抱歉，此刻你已成功抑郁了。如果你抑郁前翻了一本尼采的书，尼采会告诉你，人生就是一出华丽丽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而强力意志就是生命力!要战斗，要权力!超人是大地之意义!于是你醍醐灌顶，红内裤外穿准备装奥特曼。
马克思会呐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尼采会咆哮:“全世界小强们联合起来!”
2.幸福是什么?
马克思的一生，痛并快乐着，这让我思考什么才是幸福。其实，幸福始终是充满缺陷的，就像马克思一生很穷困潦倒，从世俗意义上他没房没车，但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能一生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流亡路虽漫漫，却有燕妮红袖添灯、恩格斯常相伴，他的事业被无数人继承和发扬，他又是幸福无比的。
有一本绘本书叫《失落的一角》，推荐一读。书上讲一个圆缺了一角，它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那失落的一角。有的角太大，有的又太小，它漂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终于找到了与自己最合适的那一角，它们组成完整的圆，但是圆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歌唱了，最后，它放弃了那一角，重新上路。在这个意义上，幸福是充满缺陷的，人间酸甜苦辣，皆是珍馐。
你看很多哲学家因为精神苦闷，容易抑郁，甚至自杀。
笔者经常开玩笑说，学马克思的人不会抑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苦闷时，你不会离群索居，也不会宅在书斋，而会放眼望世界，看到广大群众需要理论指导，大千世界不完美依旧需要改造，全世界无产阶级需要联合起来，你的世界观便会豁然开朗，你的浑身便会充满力量。我们年轻人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治疗玻璃心。
此外，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始终将其理论追求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确显示出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幸福的实现”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人获得属于人的真实幸福，在其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人对幸福的追求正是通过个人对人的社会特性的重新占有而实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