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三十期］《马克思靠谱》第九章 马克思靠谱
不枯燥，不戏说。
马克思第一次以流行文化的方式，与新生代深情相遇。
本书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彩色的、依然“活”着的马克思。
在书里，年轻的马克思叛逆过,喝酒决斗、给白富美贵的燕妮写过情诗,思考让他的叛逆闪闪发光，为人类幸福的理想让他把高调唱成高尚( 第一章);马克思获得哲学“武林秘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超越“师父”黑格尔(第二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关于友情的一切传说(第三章);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与成熟(第四章);史上最神秘莫测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讨厌(第五章);马克思如何名副其实地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第六章);马克思的无尽苦难赤子情怀与豁达胸襟令人热泪盈眶(第七章);马克思这位资深“大夫”为资本主义开具的经典“诊断书”和“病危通知书”(第八章);晚年马克思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第九章)在书里,针对诋毁马克思的种种谣言,我们用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在书里,别具匠心地设计了“马上学习”板块,意为在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深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在书里,很多成长的烦恼也能从马克思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内蒙轩◎主编
第九章 马克思，靠谱
燃遍全世界的《国际歌》，至今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战歌。勇敢地“站在冲天的巴黎人这边”马克思为巴黎公社着手撰写宣言，但随着公社的失败，未定稿的宣言变成了巴黎公社的悼词，“草命死了，革命万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揭示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作为他的重要政治遗产，现在仍是护佑社会主义中国抵御西式民主侵袭的重要屏障，仍是保证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不二法门。在晚年的笔耕不辍中，马克思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但马克思的思想却一直指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一、《法兰西内战》
1.《国际歌》的由来
《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首歌，也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词作者叫欧仁·鲍狄埃，他在1871年写了一首叫《英特纳雄耐尔》的诗，1888年一个叫皮埃尔·狄盖特的共产主义者给谱上了曲，由此这首歌就以《国际歌》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唱开来。
说起《国际歌》的来历，还不得不提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话说1870年的普法战争，法国完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崩溃，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普鲁士一味采取屈膝求和的态度，法国国内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要求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工人阶级身负国仇家恨，面对普鲁士大军压境，愤然起义推翻临时政府，一举夺取巴黎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第一个真正的政权——巴黎公社。
然而挨了巴掌的资产阶级肯定不甘心，要还手。面对资产阶级猛烈的还击，三万多名公社战士牺牲了，仅仅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失败了。《国际歌》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就是巴黎公社一名幸存的战士。
巴黎公社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现实。马克思当时非常兴奋，密切地关注着巴黎公社的动向，还给他们提了很多的意见，可惜当时双方的通信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具体指导意见。不过，庆幸的是，马克思有一本专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著作留了下来，这本书的名字叫作《法兰西内战》。其实，这本书本来是巴黎公社委托马克思写的一篇宣言，其间马克思三易其稿，还没等宣言定稿，巴黎公社就失败了，就这样，原来的宣言变成了悼词。
马克思为巴黎公社写的这篇“悼词”，引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共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当局更是派出了大量暗探和间谍，加紧了对马克思的监视。马克思每次出门;身后都有一连串的“尾巴”秘密跟着。马克思把这事当笑话讲给朋友们听，还说自己是“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
那么，《法兰西内战》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怎么就让马克思成为受威胁最大的人了呢?
2.《法兰西内战》——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四五月间，是马克思为了总结概括一个月之前开始的巴黎公社运动而写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马克思表现出一种在重大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洞悉事件本质的天才能力。马克思高度称赞巴黎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其原因就在于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也更加系统，难怪当时的政府对马克思的迫害要变本加厉了。在《法兰西内战》这本书中，马克思主要讲了三点内容:
第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工人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在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废除了国民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然后，将国家机关完全民主化，公社机关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城市代表组成可以随时撤换，并领取只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取消了之前虚伪的议会，但保留了真实的普选制精神。最后，因为公社切断了资本家的财路，必定会引起后者的疯狂反扑，公社决定对叛乱行动进行镇压，实行革命专政，致力于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
第二，巴黎公社包含无产阶级解放的经济内容。公社如果不能根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会成为一种骗局。公社连续颁布一系列经济政策:封闭当铺;接收工厂主跑路之后遗留下来的工厂，代之以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组成生产联盟。这些经济措施的本质在于，要把之前用来剥削和奴役的资本和土地，转而用作自由联合劳动的工具，这些措施虽然仅仅是对私有制初步的取消，但是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历史上的国家都有两种职能，一种是政治统治职能，另一种是公共服务职能。而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逐渐弱化，公共服务职能却逐渐强化，最终国家彻底消亡，到那个时候，人类真正站在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口。
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具体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人民民主专政同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应用形式，它在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来，国内舆论界有种声音，总是对人民民主专政自信不起来，提起民主就一味推崇“西方式民主”。这种“西方式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世界上移植“西方式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少，这些地方现在的境况又如何呢?
二、西式民主:真的能包治百病吗?
20世纪70年代，西方式民主即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民主模式，被一些亚非拉国家奉为圭臬并付诸实践。这些国家希望通过移植西方式民主走上自己的强国富民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并没有通过西方式民主走上“良治”的道路，甚至连西方式民主的原产地——美国也陷入了困境。2009年12月7日，美国《时代》杂志称21世纪的头十年为美国的“地狱十年”。这是以“9-11”事件为开场、以金融危机结束的十年，也是美国人自“二战”以来最幻灭的十年。根据盖洛普公司2014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占4%，“较有信心者”占3%，两者相加仅为7%。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是怎么了?昔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奉为学习对象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在21世纪头十年竟然陷入如此的战略困境?美国所奉行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美国式民主真的是最优越的民主模式吗?西式民主真的能包治百病吗?这值得我们反思。
1.西式民主的五种病
西式民主不但不能包治百病，其实自己也病得不轻。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主要是通过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在野党制约来实现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体制设计自身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认为，“美国宪政的设计原理，是刻意让由多数民意产生的政府受到多重的权力制衡，让代表少数民意的政治力量有多重机会行使否决权。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讲求的是协商手腕与妥协精神。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十分趋同，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很小，还可以维持平顺运作;如果社会内部出现严重的价值分歧，主要政党的基本立场南辕北辙，这个体制很容易陷人僵局。”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结构性毛病集中表现为资本游说合法化、民粹政治泛滥化、政党分赃公开化、否决政治常态化和政治治理司法化五个方面。
【资本游说合法化】
三十多年来，西方式民主的“金钱化”趋势日益凸显，其金钱民主的本质不断显现。1979年5月3日，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人主伦敦唐宁街十号。她主张实施“大市场小政府、轻赋税”的政策。
一年半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美国全面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并在全球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这轮敌视“政府”、丑化“国家”、神话“私有企业”、崇拜“市场”的浪潮，令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美国民主显出资本附庸的原形。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通过一连串开倒车的宪法解释案，为富豪政治大开闸门。
奥巴马执政后的2010年，美国赋予“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权，让企业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广告时段来影响选举结果。2014年，取消有钱人在选举中提供给任何候选人、政党组织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献金金额的上限。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伦斯(MartinGilens)教授和西北大学佩奇(BenjaminPage)教授对1981年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779个重要法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利益团体和受雇于企业的国会游说者才是塑造法案的关键，民众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加州大学皮尔逊(Paul Pierson)教授和耶鲁大学哈克(Jacob Hacker)教授认为这种政治被资本绑架的现象是“美国政治体制严重失灵，这个体制已经失去了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
有分析认为，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费用预计将突破50亿美元轻松打破2012年创下的20亿美元纪录，成为美国史上“最贵选举”。
2016年4月11—18日，美民众自发地发起“民主之春”运动，主要是抗议金钱政治和不公平的选举。这项和平抗议运动开始至今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事件发生时，希拉里正在拉票，她将于当晚出席好莱坞巨星克鲁尼为其竞选筹集资金的酒会。希拉里的这场筹款晚宴每张门票高达数万美元，晚宴主桌的座位更高达35万美元。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选举公正项目”报告中称，91%的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只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美国民间组织“代表我们”统计称，过去5年中，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这些公司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4.4万亿美元的回报。
这意味着，美国大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1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也意味全体美国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2/3转移给了这些大公司。
【民粹政治泛滥化】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认为:“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
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人更加糟糕的境地。”
朱云汉也认为:“由于政党体制的中介功能逐渐萎缩，在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凭借民粹诉求与媒体操作就可以骗取选票，这导致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都倾向短期操作，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他们都选择向未来透支、向子孙借钱，将痛苦的决策隐藏或不断延后，竞相滥开选举支票，其结果是财政结构迅速恶化与外债高筑。”正是因为“民粹政治”泛滥，政客们为了骗取选票，会刻意误导选民，有意隐瞒社会问题，直到问题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为止，这也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爆发国债危机的主要原因。
【政党分赃公开化】
政党分赃，就是竞选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分配给本党主要骨干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高联奎指出：“由于党派纷争、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既无稳定性也没连续性由于流动性很大，官员们无从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他还指出:“政党分赃制下面政治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政治录用实际上演化为相当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这些人随选举共进退，因此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任职期间多捞油水，政治权力就成为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为腐败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加之，党魁势力的膨胀，他们控制各级政党机关，并由此控制了对公职候选人的提名权，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职拉拢亲信骨干、任人唯亲、培植政治核心小集团，操纵地方乃至全国政局。”
事实正像高连奎所说，奥巴马提名的驻挪威大使乔治·楚尼斯，此前为旅馆业大亨，曾向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人提供约13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而且，楚尼斯承认他从未去过挪威。楚尼斯甚至称现为挪威中右翼政党之一的挪威进步党成员为极端狂热分子。被提名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科琳·贝尔此前是肥皂剧制片人，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她为奥巴马集资约80万美元。被提名担任驻阿根廷大使的诺厄·布赖森·马梅特从未去过阿根廷，也不能流利地讲西班牙语，但是，在奥巴马进行竞选连任时，马梅特曾捐款50万美元。就连曾经断言美国式民主是人类政治制度的顶峰的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也得不承认美国式民主往往招致裙带关系。事实证明政党分赃传统至今依然存在。政党分赃是美国式民主模式下的必然产物。
【否决政治常态化】
所谓否决政治，即政党的公共决策不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标准，而以政党的党派立场为标准，从而形成“稳定的否定派”。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的高度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
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州长布朗为了缓解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现象，准备在两城市间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但始终无法克服各种阻力，也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援，尤其是关于如何筹集所需经费的关键问题，州议会讨论多年，莫衷一是。直到奥巴马上台后誓言更新美国的陈旧基础设施，这个胎死腹中的计划才得到生机。2008年加州民主党人士终于推动高铁公投成功，让州政府获得授权可以举债筹集经费，并成立高铁管理局，正式启动兴建计划。
但是近年来工程进度因州议会在众多议题上无法与利益集团协调而进展缓慢，全线竣工启用估计要等到2029年。
奥巴马在竞选时还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这个承诺可能令人匪夷所思。在传统印象中，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领先的医疗条件，最完备的医疗体制，为什么还要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其实，这些只不过是美国医疗体制的障眼法，其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医疗体制是不公平的、昂贵的且低效的。
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比重的17%，而一般先进工业化国家仅为10%。在奥巴马推动医疗改革之前，有高达4600万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占人口比例的16%。
奥巴马虽在竞选时承诺引进全民健康保险，但在美国否决政治的环境里，改革步履艰难。奥巴马的改革方案威胁了利益集团，一方面花大笔经费用于政治献金和国会游说，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广告向社会宣传“美国医疗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自由市场的医疗保险才最有效率”。且这些保守派人士经常斥责加拿大的健康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办的无效率的、缺乏自由的制度。而实际上，加拿大的医疗开支占GDP比重的11%，比美国低不少。为了防止健保方案胎死腹中，奥巴马只能向这些既得利益者妥协，让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由于共和党的顽强抵制，奥巴马的经济振兴法案、金融改革法案和绿色能源法案或是虎头蛇尾，或是原地踏步。这就是美国否决政治对政治决策能力的明显副作用，严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
【政治治理司法化】
西方资本利益集团俘获政治体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司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爱国指出:“在美国，法官与政党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为了保持公正，法官应该远离政治，司法活动应该具有非党派性;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法官提名和任命都脱离不了政党的推力，法官还有自己的政党意识形态。......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通常情况下，总统会提名本政党的党员。里根执政时，所提名的大法官大多数是共和党人;卡特执政时，被提名的大都是民主党人。”
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联邦法院多数法官都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因此，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联邦法院一反常态直接介入佛罗里达州计票争议，帮助小布什顺利当选。
政治学者福山指出，美国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治理几乎都要通过法院裁决，通过立法来解决，而这个过程往往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俘获。在一般国家政府行政部门负责的事情，美国法院要“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结果是社会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种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由于美国联邦法院被赋予较大的权力加之其法官由总统提名和任命，法院的审判经常受到法官自身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很难保证客观公正，或是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或是成为“稳定的否定派”。
2.政治制度的“飞来峰”搬不得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其表现就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从美国照搬民主模式，拷贝美国式民主道路。而随着这股浪潮在全球的泛滥，美国语境下的“民主”一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逐渐地等同于“合法”。因此，是否符合美国式民主也成为一些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近年来，各国的民主实践中出现了两个趋势:第一，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步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化民主的困境;
第二，过去三十多年，在自由化、市场化与私有化的主导思维鞭策下，国家职能不断被削减，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根本无力回应民众的需求。
这两种趋势，也使得福山开始反思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最终，他不再像过去一样单纯强调民主与市场，转而大声呼吁21世纪的国家竞争力主要在开国家能力建设。
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有三个标准: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其中国家能力应当先于民主责任制被确立，否则，政治领域将会形成广泛的裙带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党分赃传统的原因。美国历史上正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前，优先确立了民主制和法制，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政党分赃制。
福山的学术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利用福山提供的标准，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没有走上“良治”的道路。
众所周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确立民主制之前并没有如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和职能。换言之，这些国家在移植美国式民主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而只是照搬照抄，在现代国家机能不健全的条件下，基层公权力机构很容易被宗族势力或地方豪强通过操纵选举而占为己有，以至于陷入美国式民主困境，进退两难。
【拉美国家: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悬】
由于美国对外宣传新自由主义、推销美国式民主，为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中生了悬殊的贫富差距造成明显的社会分化，而它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也成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民主并不能很好地抑制贪污问题。纽约中央公园旁和迈阿密海滩边的豪宅里的住户都说西班牙语，因为这里是众多拉丁美洲权贵子弟的聚集地。
联合国人居署(UN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曾公布研究报告显示，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正日益加大，20%最富裕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贫穷者平均收入的近20倍。哥伦比亚、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多米尼加、阿根廷以及危地马拉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在增加，其中危地马拉是拉美地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菲律宾:选举舞弊，家族政治泛滥】
菲律宾一直以来被西方国家视为民主国家，菲律宾宪法，甚至被称为美国宪法的“海外版”，而菲律宾的所谓民主其实更像一场闹剧。菲律宾以往的选举投票的开票过程基本是暗箱操作，总统选举的开票过程长达一个月，偏远地区投票舞弊等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每次大选都疑点重重。
菲律宾有160个左右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以占有土地、自然资源或拥有工商业为基础，相互联姻，形成一个个权势集团。在地方，家族可以影响、控制商业、民事等经济社会事务。
在南方的棉兰老岛，因伊斯兰分离武装的存在、菲律宾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大家族对抗分离势力，同时将地方事务委托于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在国家层面，各大家族纵横捭阖建立党派、控制选举、培养代理、操弄政治。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看，菲律宾政治堪称“家族政治"。
【印度:资源内耗，民生状况堪忧】
西方媒体喜欢称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大量的资源被用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上，烦琐的手续和各级各类部门之间的推诿以及腐败都使得体制的效能大打折扣，一些印度学者甚至把印度经济无法持续快速发展归咎于他们所实行的美国式民主。
因此，这种无休止的资源内耗导致了民生问题堪忧，而所谓的民主也早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般的幻影。
孟买是印度的金融中心。2008年，孟买1400多万的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贫民窟。一个名叫达拉维的贫民窟，里面住着100万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3平方米，1400多人共用一间厕所，传染病频发，卫生状况堪忧。贫民窟中黑社会横行，豢养警察，勾结政客，让贫民窟成为政客的稳定票仓。
【伊拉克:三足鼎立，恐怖主义抬头】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美国式民主制度，三大势力——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互相制衡，共同掌管权力。由于历史原因，这三大势力本身存在矛盾，而美国式民主的制约机制无疑激化了三者的矛盾。正是三大派系的明争暗斗、貌合神离，才让IS(IslamicState,“伊斯兰国”简称)钻了空子。
有了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空间。更有观察者认为，伊拉克的“三足鼎立”局势可能最终导致伊拉克的分裂。而一旦伊拉克分裂，则会给恐怖主义更大的生存空间，西亚、北非地区的安全问题将尤为严峻，地缘政治格局恐会发生深刻变化。
由此可见，美国推销的民主模式没能让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民主国家走上“良治”的道路，反而让这些国家陷人了新的危机中，美国式民主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松动，许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重新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
【马上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一个侠骨柔情的战士
有个叫约翰·斯温顿的美国记者，他曾经问了老年马克思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人生的最高法则?”马克思想了一会儿，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
现在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究竟是一个战士还是个学者，是存在争论的。很多学者更愿意把马克思看作学者，非常深入地研究他的《资本论》及其他哲学著作，而对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政治斗争的内容，则不予研究，或研究得不深入;同时，有些现实斗争性非常强的学者，把马克思首先看成一个战士，特别关注马克思政治斗争实践的内容，其次才把马克思看成一个学者。
其实，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生活就是战斗。我们前面梳理了马克思的生平，会发现他的政治生活其实就是他的学术生活，他不断地从社会政治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来充实他的科学研究。这个特点，不仅是马克思有，很多革命家也都有。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跑到延安去采访，就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让当年的中共领导人谈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们会对个体经历讲述得很清楚，但是一旦谈到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的事情后，他们的叙述主体就从“我”变成了“我们”。
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中，人们看不清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相反，听到的都是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的故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革命之后已经把个人的生活和中国革命进程融为一体了。
马克思就是一个很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学术生命和革命斗争熔铸在一起的人，少了哪一块，我们都看不清马克思的全部面貌。
就像你要是不熟悉中国革命史，想要了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同样，你要是不熟悉马克思在正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斗争，想要了解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也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随时可以为了革命从书房里跑出来，也会在革命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书房。
作为一名战士，马克思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这位居住在伦敦的大胡子老头，在各国工人政党的领袖眼中，是一位令人生惧的导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德国工人运动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倾向。为了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伯恩斯坦的厌恶情绪，德国社会民主党厘米秀倍倍儿曾带着伯恩斯坦去伦敦看望两位老人，以证明伯恩斯坦并不是二老“心目当中的那种坏东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将这种带着悔罪和朝圣心情的伦敦之行，类比为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忏悔的“卡诺萨之行”。
虽然拥有很高的威望，但马克思一向厌恶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除了一份“自白”，马克思从未给后人留下任何自传性的文献。一般人在写自传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自己不好的事情。很多人曾经想为马克思写传记，但都被马克思拒绝了。
马克思在一封信里曾经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资本论》第一卷刚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准备“炒作”一下。恩格斯找了一家叫《凉亭》的杂志，希望登一篇马克思的小传记，就像现在一些杂志的炒作方式，搞个封面文章，宣传一个人，这个人相应的一些书和电影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但这也被马克思拒绝了。
但是，有一次马克思对别人的称赞感到非常满意。那是1881年，英国一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热情地颂扬了马克思的伟大历史贡献。倒不是文章的内容让马克思感到飘飘然，而是当时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正在弥留之际，燕妮为这篇文章对自己丈夫的称赞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也让燕妮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些快乐，所以马克思感到很高兴。
燕妮于1881年去世。燕妮去世后，马克思顿时苍老了很多。恩格斯甚至说过，燕妮死了，卡尔也就跟着死了。恩格斯这种说法还曾引起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不满，但事实也的确如此。燕妮在随马克思炮尝了数十年颠沛流离、困顿不堪、多子夭折的痛苦之后，仍然对马克思保持着忠诚，不离不弃。
在燕妮的葬礼上，恩格斯说，如果有一位女性，把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那这个人就是燕妮。马克思在自己去世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一向不怎么怀有感伤情绪的他，却怀着深沉的悲痛谈到燕妮给自己的一生带来了最美好的时光。
没错，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战士，但这个战士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
2.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开往知识的海洋
有人说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就再也没有重量级的著作问世了。实际上，马克思一直没有停下对自己《资本论》手稿的整理。马克思是那种宁肯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意不成熟的作品流传后世的人。他对自己的作品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和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一再推迟《资本论》后面几卷的出版。
马克思有着无穷的、强烈的求知欲，这一点让他能很快地投身于最困难的问题，但同时，马克思还有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这一点妨碍了他同样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篇文章过四个星期之后再来看，如果找不出什么错误的话，那说明我就没有进步，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的必要。
为了研究土地问题，撰写地租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搜寻了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的大量土地资料。为了计算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马克思自学了数学，撰写了一部《数学手稿》。为了研究东方问题，马克思自学了俄语。
马克思还研究人类学，他在阅读大量人类学著作的过程中，撰写了《人类学笔记》，这部笔记译成中文有40多万字。
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世界历史，撰写了《历史学笔记》，翻译成中文约160万字。马克思从未停止过创作和研究，而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终其一生。有人这样形容马克思的状态:“马克思的头脑就像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命令就开往任何知识的海洋。”
3.笔耕不辍，死而后已
《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创作的最后两部笔记。
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这个学科开始兴盛起来，研究世界各地民族社会、文化状况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个新学科也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对摘录的材料和论点，不断分析、比较、判断，写下大量批注，这些笔记后来被整理成《人类学笔记》。
在马克思读过的人类学著作中，他特别重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认为这本书对古代家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唯物史观。后来在相关笔记的基础上，恩格斯整理出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此外，马克思在晚年开始系统地阅读世界史，批阅了大量历史著作，按照编年顺序整理出四大本世界史笔记。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空间跨度从西欧到亚洲、内容以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军事事件为主。马克思这些笔记虽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形成系统的著作，但是他庞杂的批注中却透露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和深刻的观点。
在晚年的笔耕不辍中，马克思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终点。1881年妻子燕妮的离世，让马克思在精神上一蹶不振，病后遗留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敏又让他的身体衰弱不堪。1882年，阴湿多雾的天气笼罩了英国整个漫长的冬天，马克思出现了咯血的症状。在马克思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恩格斯准时探望他的老朋友。
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每当快走到马克思家的时候，他总是惴惴不安地极力想从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细节中，确信一切正常，那件最令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1883年3月14日下午，恩格斯到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哭，他以为要出事了。直到马克思的家人告诉他，马克思出现了少量出血和体力衰竭的状况，他才稍微放下心来。但很快，琳蘅招呼大家赶紧上楼看看，马克思快不行了。当大家走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里提到的情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
1.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马克思是睡着了，但马克思主义却一直醒着，而且仍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也就是咱们这里说的:马克思，靠谱!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绝对会陷人泥沼之中。这一点，苏联解体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宝贵的教训。什么教训?那就是坚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旗悄然飘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没有屈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却在和平演变的时代，轰然坍塌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进攻之下。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从赫鲁晓夫于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意识形态断裂，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与民主化，可以说，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动、侦察、谍报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这些下三滥的招数是不是很熟悉?没错!今天这些招数又用到了我们中国身上。
现在有一份公开的材料《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披露了西方国家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搞垮苏联，而苏联又是如何在西方导演下解体的。撒切尔夫人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从撒切尔夫人的发言里我们可以看出，撒切尔夫人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刻骨仇恨，充满了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迫切心情。
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呢?可以说撒切尔夫人的阴谋阳谋终于实现了: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渗透下，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
许多报刊和书籍给整个苏联时期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把苏共涂抹得一团漆黑。其间激进派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对苏共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他们利用各种讲坛，以富于煽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同时又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
笔者有一个朋友，家中曾有一舅公在苏联工作，娶了一个苏联妻子。苏联解体之前，他们日子过得相当舒服惬意，这个舅婆身宽体胖，嗓门大，特别爱笑，身上有着苏联人的爽朗与乐观。
苏联解体之后，因为拿到了几十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立马成为“有钱人”。然而，好景不长，卢布迅速眨值1991年1美元兑换0.9卢布，而到1994年11月25日，卢布的官方汇率已降到1美元兑换3235卢布。
多年来家庭积攒的财富迅速化为乌有，改革把大部分俄罗斯人抛向了贫困线，甚至赤贫。朋友舅公这一家，因为苏联解体，日子过得越来越糟糕，两口子相继染上酗酒的毛病，几年之内相继去世。可以说，苏联解体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了说不尽的苦楚与悲凉。
有时看美剧，能发现美剧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剧中出现的中国人的形象大都是土豪，到哪里都是买买买，而俄罗斯人的角色经常是黑帮和娟妓。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印象当然这印象里有着不客观和偏见。但是它至少反映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老百姓日子过得很不错，国民消费能力很强大，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对中国消费者伸出橄榄枝，不敢小觑和忽视这个国家的人民。
2.中国风景独好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本国“沃土”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耦合一体、不断完善，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
实践是最硬的标准，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
1979-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地实现从低收人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遭遇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速由高速调整为中高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经济增速仍然处于世界前茅，经济增量依然相当可观。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
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利益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优势，有韧性，有活力，有潜能，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但确实是当前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
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经验和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并存，即自然社会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的现实表明，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领导和威权体制的治理，中国必将一盘散沙，动荡不堪。
可以试想，当代中国如果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抛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丢弃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能对中国实行更好的治理，相反，战乱纷争、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的历史必将重演。当前，战火不断、社会混乱的西亚、北非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马上学习】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捉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