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四十八期］《菊与刀》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文本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人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美］鲁思·本尼迪克◎著
［法］一兵◎译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对战争的看法都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各国却在差异中存有某些共同的战争正统观念。这些观念在战争中的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就应该考虑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等等。
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完全表现在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上。我们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时，他们与我们的战争观念所造成的差异无足轻重;相对于它们所提出的我们必需予以回答的有关日本人性格的问题来说，任何一种行为可能都是重要的。
日本和美国用来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不同。美国认为轴心国的侵略行为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德意日的征服行动恣意践踏了国际和平。
当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或波兰，轴心国都拥取了那里的权力时，他们就开始推行自己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违反了“共同生存”，或者至少是违反了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
而日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日本必须为此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所以最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平定了叛乱，并完成了公路、电力和钢铁等基础设施建设。
另据官方统计，日本的青少年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已达99.5%。因此，日本人认为到了帮他的中国兄弟一把的时候了。日本与“大东亚”各国属同一人种，所以要把美国、英国和俄国从这一地区赶走，让他们“滚回老家”。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的深层含义。这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幻想。不幸的是，被日本占领的各国并没有这种幻想。但是，即使战败也未能使日本从道义上否定其“大东亚共荣圈”理想，就是那些最和平的士兵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理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与生俱来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崇拜。这对于自由的美国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但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所谓的等级制度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认为等级制度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同样，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依然不同于美国的理解。日本叫嚣着精神必然战胜物质。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个有点军备优势的大国，仅此而已!日本人说，我们对这些早已明白，但从不在意。日本人经常读的一份主要报纸《每日新闻》经常刊登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害怕那些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由这场战争创造出来的。”
即使是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间的较量，而是美日之间物质和精神两种信仰之间的决斗。当美国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说，在这样一场决战中物质力量必败。这个信条确实毫无疑问地成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败时刻的一种方便的托词，但它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制造出来借口。在日军连战连胜的数月间，这个信条是进军号角，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它就已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曾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悬殊不是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
当然，日本人其实像其他从事战争的国家一样担忧。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税收中用于军备的钱的比例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着。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被用于陆海军，而用于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与大炮不过是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它们是一种象征，犹如武士的刀是武士道的象征。
和美国一贯对实力的崇拜一样，日本在宣扬非物质资源方面也是一贯不变的。日本和美国一样，也要开展全民增产运动，但是这种运动的前提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
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性的东西虽然必要，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人的无线电广播曾叫嚷:“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没有永不改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在战争中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的军人问答手册使用的口号是“以我战士之精锐对敌人数之众多，以我血肉之躯对敌装备之精良”，这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专为这场战争提出来的。日本军事手册第一页就用大字印着“阅之必胜”的句子。那些对我们美国军舰进行自杀性攻击的飞行员是说明精神优于物质的现实例子。日本称这一部队为“神风特攻队”，“神风”的叫法来源于13世纪曾使日本免遭成吉思汗入侵的那股海风，那阵突然而起的大风刮散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掀翻了他的船只，那股“神风”拯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阶层即使对民间也宣扬崇拜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
例如，当国民在工厂连续干了12小时，又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惫，越能锻炼人。”当国民冬天在防空洞里挨冻时，大日本体育会就在无线电广播中号召人们做御寒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用来代替供暖设备和被褥，并且还可以取代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国民正常体力且非常缺乏的食物，“当然恐怕会有人说，饭都吃不上了，还做什么体操。不!越是吃不上饭，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额外的消耗体力来增强体力。以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当计算一个人有多少体力可供利用时，要看这个人昨天睡了8小时还是5小时，饮食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寒冷等因素。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体力的积蓄，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加极端居然说在战斗中精神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个自然现象。有家电台曾播放过一位英雄的飞行员征服死亡的奇迹时这样说道:
“空战结束后。日机以小编队返回基地。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中。上尉跳下座机后，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部下陆续返回。他脸色极其苍白、却又非常镇静。直到看到最后一架着陆后，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向司令部走去。到司令部后他即向司令官作了报告。但是，刚报告完，他就突然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立即跑过去帮忙，但是，啊呀，他死了。检查时发现他的躯体已经凉了，致命伤是一颗击中其胸部的子弹造成的。刚断气的人躯体是不会凉的。而上尉的身体却像冰一样凉。上尉必定早就死了，支持他作报告的是他的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上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这种奇迹般的事实。”
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荒谬的笑话，可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对这则广播付之一笑。他们首先指出上尉的英雄事迹确实是“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出现奇迹?精神是可以训练的。很明显，这位上尉是精神训练的高手。如果说全日本都知道“完美的精神永垂不朽”，那么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空军上尉的躯体中，这种精神怎么就不能够停留数小时呢?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达到精神上至高无上的境界。很显然上尉正是学了此道，并且卓有成效。
身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无稽之谈看作贫穷国家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妄想，而对它不屑一顾。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在战时或平时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就会难以应付。日本人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鼓励，用特定的训练方法使其植根于心中的。这些信条绝非神经病。
只有了解这些，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一些“疯话”，比如在战败时承认的“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守卫阵地完全是一种妄想”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在含义。尤为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日本人精神上的失败，是在战场上同时还在工厂里都败给了美国人的精神时，我们就能够真正领悟了。正如他们战败后所说:在战争中他们“陷人了主观性”。
除了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其他说法对那些日本研究者来说也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经常说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与士气就有保障。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城市被炸，塞班岛战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其国民的解释始终如一:不必担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妥当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全感，所以电台依然夸张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预料，并且已做好相应准备““敌人肯定会陆海空三军一起发动联合攻势，但我们对此早有对策。”
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挫灭日本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了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协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来了。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商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并早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无须担忧。”
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欢迎它的到来’。”
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讲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格言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广播说，山下将军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在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失陷，事情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相吻合。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战事越惨，越是成功。
同样的，只是美国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参加的战争。试图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没有一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应该给敌人点颜色看看"美国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随时准备应战。但是，日本人的安全感来自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法预知。
日本人作战时的另一个主题也突出显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我们身上”，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显示男儿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必须弃舰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心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
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无所谓对天皇的尽忠。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与世隔绝，所有活动受到将军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因此遭受审判。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
这些美国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日本才是真实的日本，如今的天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完全是夸大其词。那些日本政论家们的坚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绝对不会优待天皇。
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将他推下神坛，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价值体系结构就会坍塌。许多聪明的、到过日本、看过来自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
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一战后，尽管那时“德谟克拉西”(民主)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也不得人心，军人上东京街头还得谨慎地换上便服，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样地热烈。这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认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对希特勒的崇拜是测量纳粹党盛衰的晴雨表，是与一切法西斯计划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战俘的供词证实了上述观点。不同于西方士兵,日本战俘没有受过保密训练，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各不相同。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当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只有某些军团或个别地方部队这么做了。这些战俘的供词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一个方面的意见。他们当中除少数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时候被俘的。所以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归于天皇，他们不过是“尊奉圣意”、“安慰圣上的忧虑”和“为天皇而献身”以及“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等等。
然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反对日本整个征服计划的人们，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天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反对战争的那些人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天皇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并且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把国民卷人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虐待。”
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虽然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是那么不满，但他们仍然认为战争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战争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坚持认为，对皇室的崇敬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的战争完全是两码事。
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谴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如若战败，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而非天皇。”“即使日本失败了，日本人仍会百分之百的崇拜天皇”。
美国人并不认为天皇可以免于受批判，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是人就不能免于被怀疑和被批判。但是事实上，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对天皇的态度也没有改变。那些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几乎所有战俘都拒绝这样做，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
在众多战俘的供词中只有三份表达了略微不同的看法。其中份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性格软弱的傀儡。”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或许天皇逊位，可以使日本的年轻妇女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军部利用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心理，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官兵，在天皇诞辰日带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仍与全军上下一起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吟诵声传遍森林”。军国主义者用尽手段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精神。
他们号召部下官兵“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但是，对天皇的意志遵从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若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相反，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最好战的满洲的关东军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天皇的诏书是日本接受战败事实，为战后家园重建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对天皇毫无保留地无限忠诚与对其他所有人和集团横加指责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可以见于很多日本的报刊杂志或者战俘的供词中。战俘们对他们的直属指挥官，尤其是对那些不与部下共患难的家伙深恶痛绝。对那些抛下部队自己逃跑的指挥官他们最为痛恨。一般情况下他们常常称赞某些军官，也经常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军官。
这表明他们完全具备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也指责“政府”没有做到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密的战争协调，于是他们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必要的东西。甚至他们开始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
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载的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右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让国民振奋的方法虽多但言论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近年来，日本国民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因言获罪。他们满腹狐疑，对任何事情都敷衍塞责的同时，变得缩手缩脚。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简直是天方夜谭。”
另一位发言人顺势发挥道，“我几乎每天都和同选区选民彻夜长谈，就各种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但总是无人开口。否定言论自由，对激发国民战斗意志来说无疑是错误的。在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厉限制下，国民都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怯懦畏缩。如此一来，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发挥出来。”
看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高层和他们各自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并不是无条件的承认的。然而，唯独天皇不能批判。天皇在近代才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尊崇?日本人性格中的哪一因素使天皇得以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人可以根据天皇的命令或者“用竹枪”战斗至死，或者心甘情愿地和平接受战败和占领。这些荒诞的现象是把我们的研究带入歧途呢，还是引领我们剖开事实的真相?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共有的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和对天皇的虔诚崇拜。除此以外一些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军队的战斗风格，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司今部向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麦肯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并非对这一事实表示怀疑。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可以授勋!"
美国人感动于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美国人认为英雄行为就是成功地救人。而日本人则排斥这种救援。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救生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
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宣传这一论调:视死如归是高尚的行为，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并且毫无作用。这在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们看来这些士兵不过是废物而已，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都不够用。
时间一长，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因。日本人反物质的观念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士兵被灌输的思想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与破坏，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很少像美国人那样常常光顾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福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被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旅游者所谈论。日本人对此无动于衷。
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更是无法保障紧急情况下，他们会为了避免麻烦而杀死伤员。
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日军进行所谓的“有计划撤退”基本上是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会出现，而这时负责的医官对伤员做出的处理手段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将他们射杀，或让他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以对待废品的态度对待本国伤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看，日本人何止对战俘，甚至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上校讲述他作为一个战俘在台湾的三年拘留生活时说道:“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因为盟军有军医照顾战俘，目本则一个没有。有段时间惟一的一个给他们治病的是一个下士，后来换成了巡官。在一年中，上校只看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人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拼尽全力后依然无能为力时就会向敌军投降。而此时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好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者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但是日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真正的荣誉是战斗到死。
日本军人在绝境中的正确做法是用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自杀式进攻，而决不能投降。万一因受伤后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就会名誉扫地。对于原来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了。
日本对此有正式的军规，显然就不必在前线对此进行专门教育。日军对此军规的践行是如此彻底，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且这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昏迷。主动投降的人约等于无。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部队几乎肯定就会投降。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1:5。这与北缅的1:120的相比无疑是个惊人的进步。
因此，美国人的投降对日本人来说简直丢脸至极。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正常人”中除名而扔进“废物”的队列中。
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都成了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让看守们勃然大怒。日本人认为做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却不以为耻，这令他们无法容忍。美国战俘发现日军军官经常让看守与战俘遵守同样的规矩。急行军和拥挤在运输船里转移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美国战俘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日本哨兵要求他们隐瞒违章行为却不能公开违章，因为公开违章是最大的犯罪。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不能被发现，否则那将被看是作蔑视哨兵权威的重大犯罪。“顶嘴”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更不必说公然挑战权威。日本人在生活中和军队中都严禁此种行为。俘虏营中存在着虐待，这些因为文化习性所产生的暴行和虐待与恣意妄为的虐待相比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当然我们并非为他们辩护。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使他们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曾在日本广为流传，美军把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用坦克碾死了。虽然有些日本士兵打算投降，但我们怀疑他们是诈降，为了安全起见只好把他们枪杀了。但问题是这种怀疑往往是正确的。一个将死的日本士兵的最大骄傲就是与敌同归于尽。被俘并不会阻止他这样干。正如某日本战俘所说，“既已决心赴死，更以苟活为耻。”此种可能使我军不得不加倍警惕，由此，也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被俘可耻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在战争中所采用的行为准则与美军截然不同。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非常惊讶并蔑视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没有跟他们一样选择战死而是选择投降这一件事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这种不以投降为耻的行为。
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无疑是日本士兵会与敌人合作而西方士兵却不会。日本战俘不知道战俘生活的行为准则。失去名誉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结果他们简直成了模范中的模范。这些老兵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飞行员一起轰炸指定的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生命中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同样全力以赴。
当然，不可能每个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誓不两立。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给他们点好处促进他们改善。可以理解有些美军指挥官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是因为固有的警惕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但是成功的先例使得疑虑被逐步打消了，他们越来越相信日军战俘。
美国人对此始料未及。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选定一条道路全力以赴去做，如若失败，就自然而然的换条道路从头再来。我们能从其中学到管理战后日本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是个别战俘的个别行为?如同我们对战时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所不得不做的思考一样，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