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五十九期］《菊与刀》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文本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人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美］鲁思·本尼迪克◎著
［法］一兵◎译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对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在管理日本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由8月29日无线电广播的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联合指令确定。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实施。这种自豪的原因，常常因为报纸和广播中充斥着带有党派之争的赞扬和指责而让普通人搞不明白，只有极少数通晓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够正确判断目前美国既定的对日政策是否合理。
日本人投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实行何种性质的占领。战胜国对现任政府甚至天皇是利用还是废除，抑或应该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挥下实施各市各镇各村各地方的行政管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是，在各地设立盟军临时政府，作为作战部队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把地方行政置于盟国行政官手中。在日本投降之日，那些太平洋地区的盟军临时政府的负责人仍期待在日本也采用这种占领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保留多少行政权利。《波茨坦宣言》只是说“日本领土中由盟国指定的各点应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这里的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些欺骗了日本人民并将其引上歧途去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必须永远消除。
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联合指令对这些事情作出了重大决定，该项决定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战后的行政管理及重建工作由日本人自己负责。“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各机关行使其权力，只要能促进美国满意地完成其目标。日本政府将获准根据他(麦克阿瑟)的指令在内政事务中行使正常的政府职能。”
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与盟国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管理完全是两种性质。这个司令部完全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它的所有通告都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国民或者各市县的市民。其任务是确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大臣认为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他可以提出辞职，而如果他提的建议有道理，就可以按他的建议修改指令。
这种管理方式是大胆的举措。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一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当时希尔德林将军所说的:
“通过充分利用日本政府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可供我们利用的日本政府，我们便不得那直接操作管理一个拥有七千万国民的国家。在语言、风俗、态度方面这些人与我们截然不同。通过净化并合理地利用日本政府的机构，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用自己的手来清扫自己的国家，但由我们给予指示。”
然而，这一政策在华盛顿起草之时，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采取倨傲和敌对的态度，这样一个虎视眈眈、伺机复仇的民族可能会对任何和平计划都进行抵制和破坏。这些担忧后来并没有成为事实。而这在关于被战胜民族或其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原因的，这原因只在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也许除日本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如此顺利地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项政策象征着从严酷的失败中抹去屈辱，促使他们实施新的国策，而让他们如此接受的原因在于日本特殊文化中所形成的特殊性格。
在美国，我们对媾和条件的宽严的议论无止无休。真正的问题不是宽或严，而是恰如其分、不多不少的严厉，以摧毁危险的、侵略性的传统模式，并树起新的目标。要根据该民族的特点及其传统的社会秩序选择相适应的手段。在德国，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所以要为德国制定适合德国的媾和条款。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应该要与德国不同。德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负恩者。他们奋斗并不是为了偿还不可计数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做牺牲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人物，他像其他所有占据较高地位的人那样推行德国人所谓的“强制尊敬”。他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就会感到惶恐。
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代都反抗其专制的父亲，但他们成年后，却还是要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向单调无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屈服。青年期反狂飙运动的那几年的生活是他们一生中最有朝气的生活。
极端的专制主义算不上日本文化中的问题。日本父亲对小孩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的观察者们看来是西方所见不到的行为。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真正的亲情，而且公开崇拜自己的父亲。所以父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能做出父亲所希望的行动。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不是反抗父辈权威的时期。相反，在世人的眼光中，这是一个代表着对家庭负责和孝顺的时期。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而向其父亲表示敬意，这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对象只是一种象征，他是等级制和正确地待人接物的代表。
孩子在儿童时期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贯穿日本社会的一个模式。因处于等级制上层而备受尊敬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顾问和地下势力在背后操纵。
对日本社会这方面的最准确的说明，是一个类似于黑龙会的超国粹团体的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所谈的一段话，他说:“日本社会是一个大三角，它是被固定某一角的图钉所控制的。”
换言之，三角摆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见，图钉则是看不见的。三角有时向右偏有时向左偏，但都是以一个隐蔽的轴为中心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我们发现人们仍在努力使专制和强权继续盖着神秘的面纱，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表现为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象征的东西往往并无实权。如日本人揭开隐蔽力量的权力之源，他们就会把这种行为看作谋私利，这行为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这种看法跟他们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日本人因为这样观察其世界而对剥削和不公正进行反抗，但却不会因此而成为革命者。他们并没有破坏其社会组织的打算。他们可以像明治时期那样在不破坏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他们将这种改革称为“复古”，即“复归”过去。他们并不是革命者。那些西方著述家们，他们有的希望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战时日本的地下势力的作用并期望他们在日本投降前能夺权，有的预言日本投降后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而他们全都严重地错估了形势。没有预言正确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所发表的演说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他说:
“新日本的政府采取尊重全体国民整体意愿民主主义的形态......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把国民的意志作为他自己的意志。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治就是这种精神的正确体现。”
这种对民主的表述在美国人看来简直一文不值，但日本更乐意以这种表述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意识形态为基础扩大国民自由的范围，为国民造福。
当然，日本也将试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西方制度并不是可以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被信赖的工具，就像在美国一样。普选与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威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问题。当这些困难扩大时，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法。那时美国人会愤怒地说这场战争白打了。我们对自己的办法深信不疑,然而，今后的很长时间内，在把日本重新建立成和平国家的过程中，普选的作用无关紧要。自19世纪90年代首次尝试选举以来，日本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不能说小泉八云当时记述的那些旧困难不会重现:
在甚至会付出生命的激烈竞选中，真的不存在任何个人仇恨;在激烈程度令陌生人感到惊愕的国会辩论中几乎也不存在任何个人对抗。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藩之间或党派之间的利益斗争，而且各个藩或各个党派的狂热追随者把新政治理解为仅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较近的本世纪2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农村人常在投票前说:“洗净脑袋准备被砍。”这句话把选举战与过去的特权武士对平民的攻击同样看待。甚至在今天，日本选举中所含的某种意义也与美国有所不同，而且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也与此无关。
这种能力才是日本可以用来把自己改造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即她能就某种行动方针说:“这已经失败了”，然后将其努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曾试图以战争来获得其“适当位置”，但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这一方针。日本人从小到大所受到的一切训练把他们塑造成能够见风使舵的人。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用“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向敌人投降时，他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正义伴随着我们的失败而消亡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们为下一次“正义”的胜利而努力。否则，他们就捶胸顿足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却既不坚持“正义”，也不必忏悔罪过。
日本投降五天后，美国人尚未在日本登陆，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竟能在谈及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这一切对最终拯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强调，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因为企图仅以武力建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此后和平道路就是日本必须走的道路。东京的另一家大报《朝日新闻》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重大错误”就是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论述道，“过去那种一无所获损失惨重的旧态度必须抛弃，取而代之的就是扎根于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看来这是原则性的变化，因此心存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这都是为人处世中完整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把未完成既定目标看作是犯了“错误”。一旦某个方针失败，他们就将之放弃，他们没有固守失败的习惯，他们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 年代，军国主义是被认为获得世界钦佩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钦佩要用武力来获取。这种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他们都忍受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至高无上的天皇向世界宣布日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所包含的一切事情:这意味着美军的进驻，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地着手制定一部放弃战争的宪法。
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报纸《读卖报知》就能够谈及“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并论述道:“一国的军事失败与它的民族的文化价值无关，我们心中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应该把军事失败视为一种转机......为了使日本国民真正地面对世界，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国家失败这样一种巨大的牺牲也是必要的。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须用坦率的分析予以消除......我们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严酷的事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抱有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已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从今天起要尝试一下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种报纸的社论都重复地论述说，“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受到尊敬”，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敬是日本国民的责任。
这些报纸社论并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以及农村的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都进行着同样的巨大转变。这些曾经发誓用竹矛战斗到死而今却变成友好国民的日本人让美国占领军感觉难以置信。日本人的伦理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难以接受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种种经验雄辩地证明，哪怕是一种不同的伦理也会有很多方面值得赞同。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当局承认了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它没有强制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碍他们的这一进程，而如果我们按西方的伦理使用这种方法的话，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的信条，羞辱与刑罚是使作恶者认罪的有效社会手段。他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这就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本人是另外一种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某个过错的必然后果是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总体战中的失败。屈辱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但这些情况却不像屈辱那样让人感到愤恨。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一个人或国家是以诽谤、嘲笑、侮辱、轻蔑和坚持口诛笔伐来羞辱其他人或国家的。当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羞辱时，报复成为一种美德。不管西方伦理如何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日本人认为愤慨的嘲笑与战败的“必然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投降条件、“必然后果”包括非军事化、甚至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这样的内容。
日本曾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时，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谨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败的敌人。有一张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照片，记述了俄国军队1905年在旅顺投降时的情况。照片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唯一差别只是军装不同，因为俄国人依然佩刀，并没有被缴械。
据在日本广为流传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国指挥官斯托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军投降条件时，一个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托塞尔将军自己的坐骑外，马已经被杀光吃净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礼品——50 只鸡和100只鲜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
斯托塞尔将军与乃木将军的会见安排在第二天。“两位将军握手。斯托塞尔称赞了日军的英勇......乃木将军则赞扬俄国军队长期的、顽强的防御。斯托塞尔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托塞尔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良种白马赠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尽管他很想从将军手中接受并留下这匹马，但他必须首先把它献给天皇，不过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会把这匹马重新赐给他。他表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将像对待本来就是自己的马那样来加倍爱护它。”
在日本尽人皆知乃木将军专门在自己宅院的前院为斯托塞尔将军的爱马盖了一座马厩。据描述，该马厩甚至比乃木将军自己的家更讲究，而且在乃木将军逝世后，它也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在俄国投降以后到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前这些年间日本人的性格已完全变了，譬如说，在占领菲律宾的几年间日本人进行的肆意破坏和残酷虐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对于日本这样极易随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这并不是必然的结论。
第一，日本的敌人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未投降，只有局部的投降。甚至到日军自己在菲律宾投降之时，日军还在作战。
第二，日本人从不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侮辱”过他们，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被教育得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轻视日本”，或以他们的话来说是“从根本上瞧不起日本”。这就是他们对排日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条约》和《海军裁军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的反应。美国在远东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和美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种族偏见，这些事情也让日本人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因此，对俄国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形象地说明日本人明显相反的两面性格:受侮辱时是一面，不受侮辱时是另一面。
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的最终胜利使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在遭到最后失败时，日本人按其生活习惯放弃了至今实行的方针。独特的日本伦理观能让他们自动消除宿怨。美国的新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羞辱，而只坚持实行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必然后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很成功。
保存天皇制的意义十分重要。这事得到了巧妙的处理。天皇先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这一实例对日本人产生的巨大的教育意义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据说天皇曾对劝其放弃天皇神性的提议表示反对，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感到为难天皇说，日本人并不把天皇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事情也正是如此。可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仍劝导天皇说，西方人认为天皇主张神性，而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忍辱负重，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这一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翻译给他看。天皇阅读了这些评论以后，致信麦克阿瑟司令部说他感到满意。很明显外国人在以前对此并不理解，天皇对自己发表了这个声明感到很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让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诸劳工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为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自己在许多产业中组织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活跃的农民组合重新兴起。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这就是日本在这场战争的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据。
据一名美国通讯记者报道，东京的一位罢工者仰头望着美国兵兴高采烈地说:“日本胜利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过去的农民暴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农民暴动的理由常常是因为年贡、赋税太重干扰了正常生产。农民暴动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企图改变制度。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罢工者最喜欢用的方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并以增加产量使管理者丢脸。在一个三井所属的煤矿中，罢工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罢工”中进行操作的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增加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升为原来的两倍。
当然，不管所采取的是如何通情达理的政策，治理一个战败国都是困难重重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和国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锐问题。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来管理行政，这些问题会更加尖锐。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权者们就十分担心的复员军人问题所产生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即使如此，这一问题也不是轻易地被解决的。
日本人了解这些困难，去年(1945年)秋天，日本报纸富于同情心地谈到战败对于历尽艰辛的日本士兵该是多么难以入喉的一杯苦酒，并请求他们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判断”。被遣返回国的军人一般来说都显示出值得称道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一些人投身于追逐国家主义的旧式秘密结社中去。日本人不再给予他们过去那样的特权地位，于是他们动不动就对现在的地位感到不满。
在以前，伤兵常常穿着白衣服，人们在街上向他们鞠躬致意;甚至和平时期应征入伍和退伍都要相应的开欢送会和欢迎会，这时有酒，有菜，有舞蹈，有漂亮女人的盛装表演，而他坐在贵宾席上享受这一切。现在，复员军人根本不会再得到那样的待遇。仅有他的家人会安置他们。他在许多城镇都遭到了冷遇。
如果我们了解日本人对这种骤然变化多么痛苦，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想像出这些军人多么怀念将日本的名誉托付于军人之手的过去时代，他对同以前的战友相聚感到多么满足。他的战友中恐怕会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如何在爪哇、山西和满洲重新与同盟国作战。他们恐怕会对他说，为什么要绝望?他也将再次作战。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的团体在日本由来已久，这些团体是“洗刷”日本“污名”的组织。那些因复仇愿望没有完结，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有可能参加这种秘密社团。像黑龙会和玄洋社之类的团体使用的暴力属于对名誉的“情义”，是日本伦理所允许的，因此，若想消灭这种暴力，日本政府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必须继续努力强调履行“义务”而抑制对名誉的“情义”。
为实现此点，仅仅号召“判断”正确是不够的。它将要求重建日本经济，使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们得以生存并获得“适当位置”，而且还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日本人便回故乡农村。但很多地方地块狭小，债务繁重，并不能养活许多人口。工业也必须发展，因为反对均分遗产的感情非常强烈，所以，留在村里的只有长子，其他孩子都去城里谋生，寻求成功的机会。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临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如果国家预算不包括重整军备，他们就很有机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间，日本财政的一半都花在购买军备及维持军队上。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赋税，他们的国家就能为健康的经济奠定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60%归耕种者，40%用于交租税和佃租。这与同样生产大米的缅甸和泰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耕种者所有的传统比例是90%，对耕种者征收的巨额税金完全用于支付庞大的军费。
在今后十年中，任何一个不加强军备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与加强军备的国家相比都将占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财富用来建设繁荣而健全的经济。
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额费用而陷人贫穷之中。我国并没有蒙受战祸。我们不是农业国，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使大生产和机器设备不断完善其结果是，如果我们不实施军备、奢侈品生产或福利及科研事业的大规模计划，我们的国民就将面临失业。资本迫切地需要有能够获取利润的投资机会。
美国之外的国家甚至欧洲国家都和美国不同。虽然德国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但因为不发展军备，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仍然可以奠定健康与繁荣的经济基础;而在法国，如果它要推行扩军政策，那么它就不可能建成德国那样的经济基础。日本可以充分利用对中国的类似优势。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军事化，而且美国支持它的野心。如果日本的预算中不列入军事，那么只要它愿意，不需多少年便能为自己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并可成为东方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国家。它可以在和平的利益之上奠定自己的经济基础，并提高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会在世界各国中获得荣耀的地位，而美国如果继续利用其影响支持这种计划，就会对日本产生更大的益处。
除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到的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这种方法都没有成功的先例。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命令一个与其习惯和观念不同的民族按他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使日本人接受那些选出来的人们的权威，这是法律的力量做不到的。也不能让他们无视确立于等级制度中的“适当位置”。
任何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和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可是，日本人明确地认为自己需要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以来，其公职人员曾说日本必须鼓励其男女居民享受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是人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对“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已经开始怀疑，他们希望人民中的自由有新的发展，不必担心受到“世人”的批评和排斥。
因为在日本，无论人们多么自愿地接受社会压力，压力要求人们做出的牺牲也实在太多。这些压力要求个人隐瞒感情，放弃欲望，以家庭、组织或国家的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表明，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方针所要求的一切自我修养，但却为此担负极为沉重的负担，他们要对自己极度克制以求得到好的待遇。他们没有勇气过一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代价惨重的道路。对生活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让他们变得自鸣得意，并蔑视伦理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向社会变革迈出的巨大的第一步就把侵略战争视为一种错误和已经失败的事实。他们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敬的地位，前提就是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以后若干年中，如果俄国和美国扩充军备以备进攻，日本将会利用其军事知识参与这场战争。但承认这种事实并不是怀疑日本有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外在情况而改变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在武装世界寻找位置。眼下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已经失败的政策。他们密切关注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是否也已失败。倘若没有，日本的好战热情恐怕会再次燃起并告诉世人他们要大显身手。假如它在其他国家也已失败，日本将证明它深切地记住这样一个教训:帝国主义侵略的企图绝不是通向荣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