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一百零七期］《文化苦旅》原版初序、新版小叙
【原版初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不少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
苏东坡曾把自己的放达行为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八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由拥塞懈怠白眼敲诈所连结成的层峦叠嶂。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外出讲课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历史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地方，用先辈同样的黑眼珠打量着差不多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图书馆和大学，以前总把它们看作文化的贮存地。现在才明白，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贮存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
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站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风格和体裁都不同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插入了不少人生回忆。
但是，历史终究会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开阔来显现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
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因为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重重叠叠的人伦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团团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远方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文化和人生的种种定位毕竟还有很多可以重新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弹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人生的心理年龄和更新可能。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既然整个都是漂泊旅程，那么，再佳的留驻也不会否定新的出发。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一九九〇年初夏，自新加坡返国。
【新版小叙】
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腹开阔、人气健旺而遭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殒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者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泻，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盗版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做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们，也都捧着我的盗版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它，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愿看它一眼。国内曾经举办过多次涵盖几十年的散文评选，入选的书籍非常之多，它都不在。有读者对此有点疑问，我说，当然不会在。
这情景，与笔记中那位浪子之殒，颇有点像。
但是，隐隐约约听到，屋外有一些奇怪的声响，似乎与浪子有关。难道浪子还有什么动静?我不敢开门，只能“窥之门缝”。
这一窥，不无惊讶。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全国文学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全球华文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
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像笔记中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
我离开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
当东方出版中心根据我的要求，把印了二十多年的老版子进行报废处理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像看到了一位疲惫不堪、浑身黑腻的回家苦儿，不禁有点鼻酸。
错怪你了，孩子!
那么，接下来:“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就是我要张罗的事情了。
毕竟过了二十多年，原来装在口袋里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换一点更像样子的装束。艰苦跋涉间所养成的强健身材，也应该更坦然地展现出来。于是，我对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补，主要是为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让出了篇幅。老读者们一看就知道新加的篇目比原来的文章，开阔多了，沉痛多了，也超越多了。
新版里的文章，多数已经出现在庞大的《秋雨合集》中，因此本书也可看成是我的散文作品精选。这种精选本至少已经出版过三十几种了吧?这一本稍有不同，由我自己编选。
由此想起，直到现在，此书的各色盗版本在市面上还汗牛充栋。我自编一本新版来宣布它们全部非法，挺好玩的。
做这件事，心情不错，因为毕竟，游子回来了，我在帮着打理。我从头到脚看了几眼，还算满意。说“器宇轩昂”也无妨，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不该听一句好话?
初读《文化苦旅》的朋友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后来的那么多读者，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一辈，或孙子一辈。据说那个老版本曾经成为很多华人家庭三代人共同的灯下话题，那么，这个新版本也许会承担起同样的差事。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癸已年(2013年)故国深秋之夜，余秋雨作此新版小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