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仔跟你一起阅读好书·第一百二十五期］《文化苦旅》第三部分：世界之旅——漂泊者
【其一】
很难相信一座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刚上岛，便看见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便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叠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八十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
漂泊者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漂泊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两层木楼。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朋友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
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他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领我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请我上楼。楼梯很陡，楼上是他家卧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朝南有一个木架阳台，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半个岛屿。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时分，老人会站在这儿细细打量自己的“领地”。大大的中国不呆，漂洋过海找到这么一个小岛，在这里度过一生，又在这里埋葬。这是一个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
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头，对我说:“你看，差点给忘了，我那儿还有房!”说着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滩。
当然还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岛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边向老人问好。老人庄重地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趋身过去轻轻说一句:“中国来的!”他是在向他们介绍我，我都听到了。
终于到了海滩，那里有一个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闸门。到这里才知道，这是货郎业凋敝后老人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海湖涨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鱼塘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开门进去，床铺、生活器具、炊事设备，一应俱全。老人打开南窗，赤道的长风鼓荡进来，凉爽极了。海天尽头隐隐约约处，已是印度尼西亚。老人经常住在这里等待潮涨潮落，有时风雨太大，懒得回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鱼，只是守株待免，开出一个小小的闸门静等鱼虾自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个老人安详得多，中国的血统给了他一种委和的生态。
老人在小屋里对我说，现在他年纪太大，已不大到小屋来住了，小屋一直空着。如果我有心绪，尽可以住到这间小屋里来，与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等我们从海滩回到他的家，家门口却等着两个印度人。老人用英语与他们交谈，才知他们是政府官员，前来考察这座岛的开发问题了。是啊，刚才我还一直在惊讶，寸金宝地的新加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岛屿荒芜着呢。新加坡政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们下决心开发，过不了一两年，全岛会彻底换个模样。是成为一个国际俱乐部?一个度假别墅群?一个大企业的所在地?或者，一个废品处理所?这一切都不知道了。这两个官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老人对这个岛的重要性，专程来了解岛上生态的各种资料。
老人听罢，手忙脚乱地在檐廊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几本皱巴巴的小簿子,纸张都已发黄了，递给官员。他没有请这两位高个儿印度人坐，只是仰着头给他们说着什么，声音轻轻的。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种绵长的生态就要结束了。两个高高的印度人站在这个华族老货郎面前，大大的文件夹摊开在手上。老人递上去的黄纸小簿落在文件夹中、铁丝笼里的动物冲着两个肤色陌生的客人乱叫。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官员抄录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们也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老人进屋换了件衬衫，说“我陪你们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会，也不关门，已经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时走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一路行去，四处打量，仰头看看树顶,竖耳听听鸟鸣,稍稍给我指点一些什么，有时又在自言自语。这神态，既像是一个领主巡行，又像是在给自己的领地话别。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说:“人乡随俗，总得跟着变。”
看着他的身影，我想，这位连英文也已熟习了的“大伯公”是会接受小岛即将面临的变化的，哪怕这个变化很大，又发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别过太多的东西，最后静静地守着这座人丁稀少的岛屿。现在要他告别这种宁静了，他的鱼塘，他的海滩小屋，他的家庭动物园，也许都会失去。
请相信，他会受得了的。作为漂泊者，他已习惯于告别。
【其二】
本地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
他七十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人史册的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几代政治家都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
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四十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三十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 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七十八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我匆匆溜了一眼，意思好像是:要不是找不到自杀的可能性，我早就杀了自己。有点费解，倒像是哲学家说的。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纸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据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 原是罗马尼亚人。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但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想像，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做东，在一家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拥有世界各地的饮食小吃，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曾经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享有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的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几个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是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一个博士地考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八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见面我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他把一大串学位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问沈老，这个酒鬼的八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当时是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的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塌。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和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藏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应该会出现特殊的深度。一群中国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了一条勉强的人生路。现代西方的喧嚣和故家故国的情结，构成相反方向的磁力，从两头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他们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再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的经历，比那个博士和那个牧师都更重大，而且也更诡异。我只能不断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说话？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我看着他，心想，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大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其三】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虽然悠久，却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汇。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请我，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与上海有关。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在纽约、旧金山、温哥华、东京困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道地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菜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著名艺术家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艺术家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一屋子的上海人都忘情，弄得这位艺术家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一些分支是很难学道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之一。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两三句，就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今天的谈话内容，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望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二十几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沉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微乎其微，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
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流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
“年纪大了就喜欢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做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五十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
“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哈佛大学的赵如兰教授。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她故意向我们努努嘴，说今天晚上，我们主客之间说华语。于是，今天晚上在这个院子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悬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些毛笔字写得生硬、稚拙，但又极其认真。这是女主人的女儿写给妈妈的。女儿从小受英语教育，是一位造诣很高、名声很大的英语作家，曾荣获过联合国的英语小说大奖。
这么一位女才子，不知怎么一来，竟捏着一枝毛笔练起中国字来。至于孟郊这首诗，要由一位立足英语背景的作家来找到、读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费好些时日。但她毕竟写出来了，亮堂堂地挂在这儿，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乡口音，只为了深情地喊一声“娘!”
这当然是对着她的母亲。但不期然地，也同时喊出了对母语的恭敬，她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对精通英语的母亲，她也必须用华语来表示感谢。
我们不妨顺着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华语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从她手中拉牵出来的线，真是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海外游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