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参加过读书营,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啦,停滞了一段时间,这次又重新启航了。首先把上次没有读完的《置身事内》读完。
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债水平很低,债务基本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内债,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国际上常见的外债危机。 低效率乃至亏损的国企或大中型私企,若不能破产重组,常年依靠外力“输血”,挤占有限的信贷资源,变成“僵尸企业”,就会拉低经济整体效率,推升宏观债务负担。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的改革重点包括:推进国企混改,限制地方政府干预;加强金融监管,从源头上拧紧资金的水龙头;在要素市场上推行更加全面的改革,让市场力量在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和完善《企业破产法》,在债务重整过程中“去行政化”,避免地方官员主导企业破产重组,损害债权人利益。 中国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不仅发放贷款,也持有大多数债券。 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央行“发钱”的方式是购买各种金融资产,所以会推高资产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
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然而导致目前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却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几年后的欧债危机。
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