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尚书》——“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关于高宗的声望自是不必多说，在殷商历代帝王之中，或许较盘庚还要大。他是盘庚的侄子，盘庚去世之后，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在殷代，王位继承有兄终弟及的制度）。在此二人统治时期，殷朝的国势再一次衰落下去。小乙去世之后，其子武丁即位，即为高宗。高宗在商王朝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尚书·无逸》中的相关记载，高宗少年时曾经行役于外，并且时常与平民在一起劳作，所以较为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与种庄稼的艰难，在即位之后，才会不断实行德政。当时的统治早已腐败不堪，高宗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国势大振，激烈的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周朝国力的不断增强，也激发了高宗对外侵略的野心，按照卜辞中的相关记载，他曾大力向西北扩张势力，数次举兵攻打周边国家，一举打败了土方、鬼方等敌对国家，将势力延伸到河北、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殷王朝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武丁之后，商王朝又曾向南方发展它的势力，现在在湖南、江西等地都曾发现商代的遗址、遗物，由此可见，当时商朝的疆域已经大大扩大了，商王朝也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之一。
       这一篇文章，根据《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是帝祖庚时祖己所作，因其文字不如《盘庚》古奥，历史学者们一度怀疑，这是东周时的作品。郭沫若先生认为文中“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又因“卜辞中没有见到民字以及从民的字”，所以“《高宗肜日》一篇也是不可信的”。不过，这些说法仅供参考。
       文章中记载的主要是祖己的言论，言论中除了提出“敬民”之外，还提出了所谓“义”和“德”。“义”和“德”在此可以作为同义词看待。“德”字在《盘庚》中早已被多次提及，本文中再出现“德”字，也不足为怪了。
       可是，为何祖己要提出“德”并对它特别强调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在高宗统治之前，商代社会是时盛时衰的。贵族们为了让自己奢侈腐化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残酷地剥削百姓，这种残酷剥削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样，国势也就衰落下来了。其发展趋势一定会趋于灭亡。高宗距盘庚很近，正是“殷鉴不远”，统治者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从这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总结出一条教训，这就是“典厥义”“正厥德”。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欲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就一定要做到“敬民”。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殷纣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殷商从高祖成汤建国开始，历经六百多年传到纣王，商汤苦心打拼下来的江山就是在纣王手中换了主人。
       根据古书记载，纣王本就不是个等闲之辈，从小就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而且身材魁梧。他即位之初，也曾享受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臣服的好风光，一度号令天下八百诸侯。但是，随着功绩的累增，他也变得骄纵起来，更是将大臣的“忠言”视为“逆耳”，慢慢的，他变得奢侈腐化、残暴不仁，为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引起了百姓的强烈反抗。这篇文字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祖伊说：“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谁不希望殷国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罚呢？’”应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从此处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到何种程度。
       但是，纣王对祖伊的警告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自大地以为既然接受了上天的大命成了天子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但是，祖伊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虽然大命是上天赐予的，可若沉迷于荒诞之中就会遭到上天的遗弃失掉大命，纣王对此不以为然。
       不得不说，纣王确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