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时,最快乐的一段工作时光就是在卓越文化。机构有教师公寓,可以洗热水澡,而且就在机构对面。工资虽然现在看来不高,但比之前一月才一千左右要靠父母乃至叔叔接济的窘境实在好出太多。
当时刚到西安发展,母会也曾提供过住处,只不过我手头没那么多存款,所以只能割爱。之前的机构虽然收入少,但双休,可以礼拜,而且黎校长对我要求不高,不打孩子就行。
对有些讲究的人,要求低些就是最好的管理。我刚去时大主教和同工都是如此,很多任务拖得我这个曾经的学霸自己都发慌了,他们还是若无其事,仿佛本来就没那回事。后来,我能力提升以后,马力开动时那个带劲啊……老师也不是一味对学生要求越高越好,也看学生的特点和阶段……
工作间隙我偶尔也会和父母联系。我还嫌自己态度不够好呢,同事朱豪杰就露出对我有些不满的神情。虽然他的教学水平当时比我差得一些,但人家自我认同度很高。而我做不了公务员又无法在高校任教以后,我父母在和大主教重新联系上之前,我只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失败者的神情和形象。联系上之后,我又只能表现出成功者人生赢家的神情和形象。而我之所以能从低谷走出来,就是因为我看破成功失败了,天堂地狱人的一念之间,人的成功失败更多不该由他人去定义。
估计在朱老师眼里,子女无论如何在父母面前不说趾高气扬也是顾盼自若神采飞扬的。而我那会儿和父母沟通时卑微得像做错事的小孩,而他们很认可我的教学水平,甚至觉得到了非压一压就留不住的地步。我见过好老师,我知道自己也就那样吧。
后来朱老师升为校长了,我最后被迫离开了。后来他们好像觉得我回去的意愿不够坚决,急需用钱都不急好佛系的样子以为我并不真正想要回去就从此分道扬镳了。
他们之所以敢欲擒故纵,就是因为觉得我在父母面前都那么没面儿,所以觉得我不适应供着反倒该用摆布法,结果我们都失算了。所以,跟父母在一起也不是一味软糯就行,不过如果没有去外面看看我只会认为自己不够谦恭。
当时我对朱老师还是不错的,帮他买早餐,热心指导教学之类。不过后来他当了校长才知道当初那样却伤他咨询了,而我则是长期不知男性自尊为何物的,所以无意间伤害了他。到了冠华工作时,我就有意跟同性同事乃至同性领导保持距离了,因为我一下子也不敢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