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一）

当新时期开始之际，对于文艺学界来说，所面对的是“文革”时期留下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论和口号。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和泛哲学化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诚然文学理论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但单一政治的或哲学的对文学问题的解决， 把文学仅仅说成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 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种种复杂问题，尤其不能揭示文学固有的特征问题。随着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邓小平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随着人们认识到“我们的政治归结到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不是目的(保证每个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例外)， 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1〕，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问题，得到较快的解决。但泛哲学的文论，克服起来就要难得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观念， 即反映本质论和形象特征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然而，反映本质论和形象特征论是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的。例如人们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我们就可以反问难道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不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吗?同样，说艺术真实性是反映生活的本质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反问“月是故乡明”“山月随人归”的诗句，怎样反映了月亮的本质? 说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我们就可以反问，难道世界上任何事物不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吗?诸如此类。这说明仅仅用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原理和概念来说明文学是难于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的。文学研究应该是文学研究。但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我们遇到的困难恰恰是把文学研究纳入政治学的研究，纳入一般哲学的研究。文艺学如何来寻找自己的独特的学理园地呢? 如何开辟文艺学新的路径呢?这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所面对的难题。童庆炳先生认为新时期的文艺学建设就是从解决这个难题开始的。

今天的小番外: 今天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但是今天我吃了三碗饭，好胀。